2020年12月8日，田沁鑫被任命為國家話劇院院長。在接受采訪時，除了對“一院之長”不可回避的責任與擔當的表述，她還提及了中國話劇向西方思潮的學習，提到了話劇市場曾經送票的那個陣痛期，甚至提到了對現代化管理思維的拓展……短短幾句話，即便是站位和格局變了，宏觀視角下仍不失藝術家的語境與個性。

1999年，同樣也是12月，田沁鑫在時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趙有亮的提攜與保護下，走進這座國家級劇院，成為一名導演。30歲上下，在好演員云集的《生死場》中編導一肩挑，拿遍了當時所有能夠拿到的國家級獎項，成為戲劇界風頭最勁的女導演。2001年12月25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和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組建為中國國家話劇院。

國家話劇院院長上任不足一個月，做客北京青年報文化版組、副刊版組和文化視頻直播欄目《后臺》聯手打造的年終特別訪談“戲劇人的2020”時，田沁鑫把服務藝術家、將歷任院長給予她的這份安全感繼續傳遞下去，當作站在全新事業起點上的一個承諾。

給藝術家以安全感

一如歷任院長給我的安全感一樣

如果說今年有一位導演成了戲劇界的流量擔當，則非田沁鑫莫屬，因為央視熱播綜藝《故事里的中國》，她成了網友眼中最會講正能量故事的人；而走馬上任國家話劇院歷史上第一位女院長，則又讓她身上多了藝術之外的話題。無論是為百姓發聲為文化強國助力，還是用自己帶有中國美學的表達文以載道，國家話劇院的田沁鑫時間已經開啟。依舊是輕聲細語，但田沁鑫說，上任前后，心態還是有了一些變化，“在這家劇院工作了20個年頭，原來是一個導演，有一些個人的想法就去做了，但是上任后需要一個心理建設，要從個人藝術風格過渡到對劇院整體藝術生產和對未來發展規劃的把控，要有公心，更要保持初心。”

觀眾眼中的國話，是一個藝術院團，而田沁鑫眼中的國話，則是為藝術家服務的。“很忐忑，希望能給藝術家以安全感，一如以前歷任院長給我的安全感一樣。”

20多年前，田沁鑫排了自己在中央實驗話劇院的第一出戲《生死場》，“那時我去辦公室找趙有亮院長，我記得他還是用飯盒帶飯，鋁制飯盒就放在暖氣上，現在我腦子里都有這個畫面。第一次導戲，趙院長擔心我裝臺過程中遇到什么問題，就讓導演出身、主管業務的副院長楊宗鏡，在現場坐了一天，當時我還不明白為什么，后來才知道是趙院長說，這個小孩戲排得不錯，別裝不上臺，萬一遇到點困難你幫忙協調下。后來楊院長回去和趙院長匯報，說那個小孩臺裝得還不錯。”

從那時起，田沁鑫感受到導演中心制在中央實驗話劇院并不是一句口號，“那時我很年輕，但所有演員都對我非常尊敬，韓童生老師、倪大紅老師，包括燈服道效化所有工種的老師，都非常配合我，就連大師級的舞美設計薛殿杰老師也一樣尊重我，讓我如沐春風，有充分的自由去創作。”

今年年底上任國家話劇院院長后，田沁鑫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趙有亮院長，雖然人在日本，但他已經聽說了自己眼中的“娃娃導演”成為國話掌門人的消息。如果當初沒有看到田沁鑫的導演處女作《斷腕》，也就沒有日后其調進劇院甚至一路成長為國話院長的機緣。對于趙有亮，田沁鑫一直心存感恩，“劇院讓我找到了家的感覺，即便是今天我做了院長，也會時常惦念當初作年輕藝術家的感覺，我也會回饋給劇院我當年遇到的機會，讓這個劇院的傳統在我的帶領下傳承下去。”

治大國如烹小鮮

管理一家劇院也是如此

2017年，因為長期的疲勞，田沁鑫因急性胰腺炎住進上海瑞金醫院的重癥監護室，44天，她將這看作是自己生命的一個升華，“重新走在堅實的大地上，我腦子里就是兩個字‘感恩’。我不知道命運為何會有這樣的改變，之后我所做的都是重大題材的創作，《故事里的中國》《奮斗吧！中華兒女》，讓我一下有了比過去更高的政治站位。”

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和國話副院長前，田沁鑫的說話方式是戲劇式的，常常是戲里的詞直接就搬到了生活中，而生活中的詞也借由劇中人的口說出。“這些年我的語境確實發生了變化，第一次參與新晉政協委員培訓，大概十幾天的時間，卻讓我印象深刻，材料中的一些表述我有些看不懂，但又很感慨。包括后來聽《政府工作報告》，才真正意識到，國家要管的事情就像一個大家庭里所有的方方面面，事無巨細。下午的小組發言，如何從民生過渡到自己的領域，要專門寫成稿。以往藝術家的表達是自由、感性的，而作為政協委員如何建言履職，我還是個初學者，以至于發言的時候會很緊張，這段經歷和感受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有一次，田沁鑫甚至坐在駐地的床上落淚，原因是很多領域的表述，她盡全力聽也不能完全聽明白，自己很著急。“如果我不是在這個位置，真的是不可能有如今這樣的思想進步，那一次我是為自己的差距著急，而現在已經是第三年了，再發言也沒有之前那么緊張了。”

相對于語境的變化，田沁鑫不想去改變的，是“我該是什么樣的人還是什么樣的人，改變的只是行政崗位，成為院長后需要我更自覺刻苦地學習適應新的崗位”。

作為國家話劇院19年歷史上的第一位女性院長，田沁鑫希望自己能夠更加春風化雨，聚人氣、展形象，為創作和普及做一些事。“先把優秀的表演藝術家請回來，和他們展開座談，也要和老藝術家以及老職工建立緊密聯系，曾經的老院長、老黨委書記們也要請回劇院坐一坐。”

雖然之前已經給自己做了一些心理建設，但上任之后工作量之大還是讓田沁鑫用了“目不暇接”來形容，“要對很多部門作調研，從創作部門到工會都要關注。以前我就是一個受藝術熏陶的青年導演，更多地讓大家看到的是我個人的藝術追求，但現在別人對你的評價就是出人出戲。我希望國家話劇院既有管理上的嚴密，又有自由的創作空氣。”

田沁鑫喜歡茶，更喜歡喝茶，“不同的茶葉用不同溫度的水來沏，管理一家劇院也是如此，治大國如烹小鮮，功夫下到了才能把菜炒好，管理上要梳理，都說工作和生活是有隔閡的，但我要打破這個壁壘，用我一貫的生活態度去工作。”

田沁鑫曾談及對老舍先生的喜愛。年少輕狂時一次看《茶館》的經歷讓她永生難忘，“中間我睡著了，但依然震撼于戲劇的力量。我是北京人，家里是滿族正紅旗，和老舍先生是一個旗，我們這個家族是三百年的北京人。從小在北京城長大，小時候看話劇看展覽都是家常便飯，京城是皇城文化和平民文化的聚集，我的祖上都過著非常悠閑的日子，家里人的性情也都慢條斯理，現在我做了院長，也希望自己能自在一些。這不是指工作強度的放縱，也不是藝術家的散漫，而是要通過梳理現代管理意識，懂得如何放權、如何集中。”

熟悉田沁鑫作品的人都會對這兩個“如何”不陌生，《北京法源寺中》中便處處是這樣的臺詞，曾經在沒有一官半職時，看似悠閑自在的田沁鑫便用浩瀚情感和慷慨磅礴，在晚清國殤邊緣之際，用舞臺語匯探討過“何處是民族出路”，從一個女性藝術家的視角看仁人志士、看國家的困局。

堅信正劇也可以一票難求

沒有喪失對文化品格和藝術氣質的堅守

梳理田沁鑫20多年來的創作清單，除《羅密歐與朱麗葉》外，鮮有國外劇目，《斷腕》《生死場》《狂飆》《趙氏孤兒》《四世同堂》《紅玫瑰與白玫瑰》《青蛇》《北京法源寺》……在“講好中國故事”這個當下流行語匯出爐前，她便是這樣做的。

即將結束的2020年，田沁鑫也因疫情的突發，經歷了從恐慌到相信疫情可控。把她從生死一線拽回的上海瑞金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曾前往援鄂一線，那段時間她很揪心，但一直在創排階段的《扶貧路上》又讓她無暇喘息。“我做戲因為我悲傷”，年輕的扶貧干部黃文秀犧牲在扶貧一線的故事，讓田沁鑫在語言上詞窮于這個群體的偉大，于是《扶貧路上》這部帶著《劉三姐》氣質的歌舞劇一路從百色、南寧唱到了北京。

隨后，《北京法源寺》《四世同堂》這兩部近年來年年演出不缺席的票房劇目，相繼登臺國家大劇院，在她看來，自己每個階段的創作都是那一時期自己的映照。

“我從進入中央實驗話劇院就是在做改編，當年《生死場》的廣告語就是‘向中國現代文學致敬’，我們用魯迅先生為蕭紅作品《生死場》寫的序來做戲劇推廣，‘與其還在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不如快看下面的《生死場》，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我在創作時雖然是個人表達，但一直堅持講中國故事。《趙氏孤兒》是用史記的故事做底子，用元雜劇的樣式，在創作中尋找的是春秋少年中國的詠嘆，是這部列于世界大悲劇中亦無愧色的作品的當代表達。”

2001年的《狂飆》，田沁鑫是想讓觀眾看到前輩戲劇家是如何建造這艘出海揚帆的戲劇大船，“我很想讓大家知道除了中國話劇創始人李叔同先生外，洪深、田漢等人也是不能被戲劇史遺忘的人物。田漢不僅是優秀的劇作家，還是優秀的推廣人。當年李叔同先生出家前希望辦一所和北大齊名的綜合類藝術大學，如果他的理想成真會非常了不起。田漢也是一個大才子，也曾為創辦藝術大學而奔走，同樣是個理想主義者。”

少不更事便觸及家國情懷，甚至生死這樣的終極母題，田沁鑫說：“無論是春秋大義，還是明代傳奇《白蛇傳》，我之前的創作都是源自我喜歡。后期嘗試市場化運作，第一部得到觀眾認可的便是《紅玫瑰與白玫瑰》，之后有了《明朝那些事兒》，以及《青蛇》《四世同堂》和《北京法源寺》，從晚清變法到85萬字濃縮成三個小時的平民史詩，我希望打出一個新鮮的概念——正劇也可以一票難求。這些年我沒有迎合觀眾，也沒有喪失對文化品格和藝術氣質的堅守。”

盤活國話明星資源

做好人才引進

青藝和實話兩院合并為國話前，各自都有立身的國外劇目，而國話成立后的第一炮也是依靠《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打響的。近兩年，整個國話的創作有國外劇目漸少的趨勢，不過田沁鑫說，“推廣國外優秀劇本，將其立體呈現于舞臺，是國家話劇院的一份文化責任。像契訶夫、莎士比亞這樣的傳世劇作家和當代西方優秀劇作家的作品，未來我們都會關注。當然，踐行‘中國戲劇’的品格、義理與精魂，在世界藝術的潮流前，思考今日吾國藝術生靈的使命和責任，承認古國華夏藝術的精彩，是自覺，更是自信。國話必須為‘中國戲劇’的繼承和發展，竭力擔當。”

2021年，國家話劇院不僅在建黨百年的題材創作上不會缺席，還將在《故事里的中國》之后繼續與央視合作《紅色記憶》，用文物來講述建黨以來的故事，而這些都已列在田沁鑫的年度創作計劃中。此外，她腦子里裝的還有劇院的表導演建設，“國家話劇院如何建立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形象，將以什么樣的文藝面貌在‘十四五’開局之年這樣重大的時間節點有所作為，都是我要去思考的。包括舞臺精神的確立，在編劇領域恢復作家戲劇，以及對所謂IP和優秀網絡文學的發掘，我們都在考慮。”

上任國話院長之際，田沁鑫導演的《四世同堂》正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之前曾有孫紅雷、尤勇、段奕宏等人相繼串演過劇中“說書人”一角，此次，佟大為也回來了。很多人都是從《故事里的中國》才知道，原來那么多的明星都是“國話人”，有豐厚的家底但還需要盤活，很多人從未登上過話劇舞臺，如何讓他們回來也是田沁鑫要做的事。“最近我正在準備走訪明星演員，希望建立一個更好的定期交流機制，同時做好人才引進，這是我在2021年的第一個念頭。一家劇院有這么多的明星，該如何表現，如何讓明星資源合理化，劇目題材上除了現實題材，還有傳統文化、實驗探索，以及與世界先進劇團合作，這些都是我們要做的。”

“看看田院長上任后能否在明星資源的使用上有所突破。”這句話是眼下很多國話工作人員的共同期待。而以往田沁鑫就曾是公認的“拴角導演”，但她自己對此的規劃是，“過去都是派活，這種做法不太合適，要遵循藝術規律按照藝術家的個人條件和意愿為其量身定制劇目，這樣才能更貼切地表達他的藝術風格。除了明星，希望有更多的青年編劇和青年導演能夠從劇目中走出，要給他們機會，同時也希望社會上的優秀導演能夠參與到我們的創作中。”

住院時腦子里的一個畫面

讓我出院后要燙頭戴耳環

田沁鑫在《故事里的中國》的出鏡造型和視覺海報，與之前相比可謂風格突變。“我在2017年出院前是男孩子形象，那些年全心投入創作，一直是短發、褲子，但是出院后的第二天我就要燙頭、穿裙子，重新做回女孩。住院的那段時間，我的腦子里總會出現西藏，一個好看的藏族女孩穿著藏袍、梳著小臟辮帶著我奔跑，有三天的時間腦子里都是這樣的畫面，她的笑容非常溫暖我。”

田沁鑫說出院后能感覺到自己的變化，“以前我從不戴耳環，也不喜歡珍珠，覺得飾品都是我媽媽那個年紀的人戴的，但出院后住在上海的半年緩沖期，讓我在心態上有了變化。原來我在本體上思維方式有點像一個男孩，這可能跟導演的工作性質有關，但現在女性導演、女性院長的標志要明確。于是央視出鏡時對我的設計，那個造型一直沿用。形象的改變不只是外在，對我而言，要加強管理能力、保持我自己的邏輯思維和自己特有的氣質，則更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