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記者從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獲悉，2017年以來，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隊在安徽蚌埠禹會村遺址的聚落考古研究獲得突破性進展。

考古發掘證實，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雙墩文化時期，就有人類在禹會村遺址定居。至距今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禹會聚落規模劇增，人口集中化趨勢明顯，遺址龍山文化核心分布區發現了規模至少18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經國內權威專家研判，禹會村遺址新發現的城址系目前淮河中游地區規模最大龍山文化城址。同時，此次考古新發現也為“大禹治水”“禹會涂山”等古史傳說時代的考古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禹會之地何處尋

“禹會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

古史傳說記載，安徽蚌埠禹會區境內的涂山是大禹的治淮基地，是禹娶妻生啟之地。大約距今4000多年前，大禹帶領民眾“劈山導淮”，留下了“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傳說。

禹會村遺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禹會區禹會村，因“禹會諸侯于涂山”的歷史傳說而得名。涂山和荊山夾淮河而立，淮河蜿蜒其間形成了一個S形大彎，地貌景觀獨特。

古老的傳說賦予禹會村遺址神秘的歷史印記，其中生活在涂山周邊的涂山氏扮演了重要角色。《呂氏春秋》記載: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墟在山西南，縣即其地也。司馬遷在《史記》中也高度評價禹會涂山是一次里程碑性的政治實踐——“夏之興以涂山”（《史記·外戚世家》）。如今，禹會村中仍流傳著“禹陳崗”“禹會古臺”“禹帝行祠”和“禹帝廟”等舊稱。

然而，歷史記憶并不總對應歷史真相。在漫長歷史進程中，關于涂山具體地理位置出現大量分歧與爭論。漢代時期，出現大禹生于四川汶川一帶的傳說，唐代時期，稱涂山的地方有四處之多，且爭論不斷：“一者會稽(浙江紹興)，二者渝州(重慶)，三者濠州(壽春東北)，四者宣州(安徽當涂)”。唐宋之后，“禹會涂山”的具體地點成為困擾史家的千年疑團，為世人所不識。

宏大城址露真容

2017年以來，經考古工作者的認真調查研究、細致勘探發掘，禹會村遺址的聚落形態、歷史演變脈絡逐漸清晰，特別是大型龍山文化城址被揭示出來。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隊領隊張東博士介紹，考古工作者在遺址南部的龍山文化核心分布區發現了大型城址。目前的考古工作顯示，2007年至2010年禹會村發現的大型禮儀性建筑“祭祀臺”為龍山文化城址東北角的一部分。“祭祀臺”與2017年發現的兩段臺基以及若干解剖點構成了閉合城垣。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垣被淮河侵蝕，北城垣現存長度約300米，東城垣現存長度約600米，根據城墻走向推測城址原有規模至少18萬平方米。

202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對禹會村新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布設探溝進行解剖，解剖區域主要圍繞城址東北角展開。考古學者發現，東、北城垣堆積結構相近。人們利用較高的自然地勢逐層堆筑城墻基礎，城垣內外兩側取土形成了低洼的壕溝。基礎大致完工后鋪墊了較為純凈的灰白色土，局部較為純凈，灰白色土面上發現有碎陶片、燒土和炭屑分布，推測該層面上有人類活動。在此之后城垣又經過數次堆筑增高，城墻內側有人類居住，內城壕黑色淤土內發現了大量損毀的陶器。北城墻還發現向北拓寬的現象，覆蓋了早期的外壕溝。

通過揭露遺址南部龍山文化核心區東、北兩段城垣，考古工作者進一步確認了龍山文化城址的存在。勘探調查顯示，龍山文化城址外圍還斷續分布有龍山文化同時期的文化層和遺跡，隨著考古工作繼續開展，傳說中涂山氏族群的神秘面紗正徐徐揭開。

豐富遺存蘊含重要信息

2017年以來，通過新一階段的考古發掘，經綜合對比分析，考古學者對禹會村遺址的時間跨度以及空間范圍產生了全新認識。

在禹會村遺址北部，考古工作者普遍發現了雙墩文化時期居址，臨近區域發現有大量的窖穴，房址內沒有發現居住面，根據殘存柱洞排列，推測為淺地穴式建筑或低矮的干欄式建筑。居址北部為雙墩文化時期的陶片獸骨鋪墊層，文化層中包含大量的陶片、獸骨和日用工具。考古隊員還在遺址北部發現龍山文化時期房址一處（僅保留南部墻基槽部分），局部區域還發現少量龍山文化早期灰坑和灰溝，出土的常見器物組合為罐形鼎、袋足鬶、圈足盤、大口尊和高柄杯等，考古學者結合出土遺物的時代特征判斷，該區域相對年代可早至大汶口文化末期。

綜合分析判斷，禹會村遺址的年代可上溯至距今7000年前的雙墩文化時期，主要分布于遺址北部區域，聚落規模較小。龍山文化時期，禹會村遺址規模劇增，總面積達200萬平方米，其核心區以南部新發現的龍山文化城址為代表。這體現了龍山時代淮河中游地區人口加速增長和集中化的社會背景，同時是淮河流域史前城市化的反映。

此外，禹會村遺址的考古新發現將為古史傳說時代的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視角。“古史文獻中有許多關于‘禹會諸侯’和‘禹娶涂山’的記載，背后反映了淮系族群早期發展的重要信息，而禹會村遺址所處的龍山時代恰恰是探索古史傳說時代考古學研究的關鍵時期。”張東說。

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案例

禹會村遺址自發掘以來得到社會各界高度關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徽隊多次組織專家到遺址現場考察、研討，對發掘工作予以指導幫助。專家認為，禹會村龍山文化遺址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區已發現規模最大龍山文化城址，是探索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案例。目前的考古發現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課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2017年以來，禹會村遺址的發掘工作與之前的考古工作相互印證，廓清了遺址的性質、規模以及城址設施，發掘成果超出預想，達成階段性學術目的。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是區域性中心、都邑性遺址，是目前已發現淮河流域同時期范圍最大城址，考慮到其所處地理位置，城址所在可能為涂山氏族群所有。王巍表示，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夏王朝建立初期以及成立前的重要遺址材料欠缺，而禹會遺址年代接近于夏王朝建立前期，填補了這一階段的空白。同時，禹會村遺址的考古工作也是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促進考古研究的范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隨著2020年“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重大項目啟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隊的考古工作成果斐然，極大豐富了禹會村遺址的內涵。通過考證研討，進一步明確了禹會村遺址在淮河流域古代文明進程以及華夏文明多元一體化發展格局中的作用和地位，推動了夏文化研究的深入開展。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建議，禹會村遺址的相關考古工作要與古史傳說結合起來共同研究，要以聚落考古的思想思路，在大的文化視野下思考未來的考古工作。趙輝建議，對于禹會遺址下一步田野工作，應圍繞已發現的城垣主體堆積展開，厘清堆積中“白土面”以及增筑墻體的情況；同時探明聚落情況，厘清禹會村遺址中18萬平方米龍山文化城址與200萬平方米范圍遺址的關系。

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認為，此次發掘結果讓禹會村遺址的整個文化內涵有了新的發展和突破。新出土的大量雙墩文化時期陶器以及豐富的大汶口階段遺存證明禹會村遺址有著漫長的發展過程以及深厚的文化底蘊。鑒于禹會村遺址僅殘存部分就有200萬平方米，欒豐實建議，應擴大禹會村遺址外圍勘探范圍，不能排除發現其他更大建筑設施的可能性。

據了解，由于禹會村遺址大部分區域被現代村莊占壓，嚴重影響考古工作全面開展。專家建議，下一步考古工作應借助國家考古遺址公園規劃建設的契機，首先揭示龍山文化城址的地下埋藏狀況，通過城垣、城門和壕溝水系等結構信息初步厘清城址的布局，重點解決城址的始建、使用和廢棄年代。而后，選擇城址外圍遺跡的發掘揭示整個聚落的有機聯系。在發掘過程中加強多學科合作，盡可能充分提取聚落生活的其他信息，同時為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的建設提供科學、系統的基礎信息。

禹會村遺址15年考古接力

1985年

禹會村遺址在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期間被首次發現。2005年，禹會村科學考古工作正式發端，至今已歷時15年，經歷兩代考古人。禹會村遺址第一階段的考古工作備受王巍關注，在他的主張下，禹會村被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項目，成為探索江淮地區史前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支點。

2007年至2011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隊先后組織了五次規模較大的考古發掘，主要揭示了一處面積近2000平方米的大型禮儀式建筑，該建筑西側發現一條“祭祀溝”，溝內填埋大量陶器(低溫陶為主)，以及一條鋪墊白土的道路通向西南區域，該區域發現大量填埋陶器的“祭祀坑”，以及功能不明的圓圈遺跡，臨時性的“工棚建筑”(淺基槽)間雜其中。

2015年

為揭示整個遺址的聚落形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隊開展了詳細的考古勘探工作。勘探調查顯示，禹會村龍山文化聚落形態比以往的認知更為復雜，大型禮儀建筑所在的南部區域僅僅是龍山文化核心分布區。

2017年

為配合206國道拓寬改造工程，考古工作者對禹會村遺址展開針對性考古發掘，為揭示整個遺址的聚落結構提供了契機。

2020年

為響應“考古中國·夏文化研究”項目啟動，考古工作者對龍山文化城址的城垣進行了解剖發掘。考古發掘工作顯示，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是淮河沿岸新石器時代晚期城市化發展的典型代表。

2020年禹會村龍山文化城址考古工作平面圖。國家文物局 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