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中日兩國隔海相望，自古以來文化交流頻繁。公元6世紀中葉，中國佛教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后來隨著中日交通的發展，兩國之間進行直接交流。在6至10世紀的隋唐時期，中國佛教三論宗、法相宗、華嚴宗、律宗和天臺宗、真言密宗先后傳入日本，對日本社會政治、文化產生深遠影響。此后，在10至13世紀的宋元時期，中國的禪宗臨濟宗、曹洞宗傳入日本，迅速風靡社會，宋代理學（日本稱宋學）也以禪宗為載體傳入日本，對日本政治、文化和習俗產生很大影響。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作為文化形態的佛教在日本傳播自然也受到日本社會的決定性影響，必須經過一個日本化的適應和發展歷程。禪宗自然也經歷了漫長的日本化的發展過程。

本文僅對中國臨濟宗傳入日本后的傳播發展、日本臨濟宗主流派的形成以及與杭州凈慈寺虛堂智愚禪師的關系作概要介紹。

一、臨濟宗傳入日本傳播概況

在日本鐮倉時期（1192-1333）以前，中國禪宗雖曾傳入，但未能廣泛流傳。只是在進入鐮倉時期以后，在榮西從中國傳入臨濟宗之后，才逐漸在日本傳播，風行日本。臨濟宗在日本的傳播大體經歷了“兼修”、“純粹”和日本化的主流派三個階段。

（一）禪與天臺、真言二宗并傳的“兼修禪”： 

榮西（1141-1215 ），原在日本天臺宗的本山比睿山研修天臺宗教義并習密教（臺密）。兩次入南宋求法。在第二次入宋期間，從先后住持天臺山萬年寺、明州天童寺的臨濟宗黃龍下八世虛庵懷敞禪師嗣法，回國在京都建仁寺將禪宗與天臺、真言二宗會通兼傳。此后，圓爾辨圓（1202-1280）從臨濟宗楊岐派法系的徑山無淮師范（1177－1249）嗣法，回國在京都東福寺也傳兼修禪。

（二）標榜“教外別傳”的“純粹禪”

在榮西、辨圓等人傳授“兼修禪”以后，日本朝野僧俗對禪宗有了更多了解，希望中國禪僧赴日傳授唐宋通行的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為標榜的禪法。日本學者稱此為“純粹禪”。

在這種形勢下，有蘭溪道隆（1213-1278 ）、兀庵普寧（1197一1276）到達日本，先后應幕府邀請住持鎌倉常樂寺、建長寺，皆弘傳臨濟宗楊岐派禪法，受到幕府執權北條時賴的支持和歸依。此后，臨濟宗禪僧大休正念（1215- 1289）、無學祖元（1226- 1286），還有作為元朝使者的一山一寧（1247- 1317 ）到日本，也傳楊岐派禪法，在鎌倉幕府和京都朝廷的支持下，通過日常說法和實行唐宋叢林清規、禪修做法，推進了中國臨濟宗在日本的傳播，擴大了禪宗以及伴隨禪宗傳入的宋學對日本武士和社會的影響。南宋寧宗在位（1195－1224年）期間建立的禪門“五山十剎”制度也傳入日本，對日本佛教乃至政治、文化皆產生深遠影響。

（三）肇始于南浦紹明的日本臨濟宗主流派

臨濟宗自傳入日本后即開始了日本化的歷程，中日兩國禪僧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臨濟宗的日本化畢竟要靠日本人來完成。從南宋先后住持過凈慈寺和徑山寺的虛堂智愚嗣法的“大應國師”南浦紹明，為日本臨濟宗主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嗣后有“大燈國師”宗峰妙超和關山慧玄相承，以九州福岡崇福寺、鐮倉建長寺以及京都大德寺、妙心寺等寺為中心向各地城鄉傳布臨濟宗，在促進臨濟宗適應日本社會、實現民族化和最后形成日本臨濟宗主流派當中起到重大作用。

他們這一法系被稱為臨濟宗“應燈關派”或“關山派”。

二、杭州凈慈寺第四十六代住持虛堂智愚

虛堂智愚（1185-1269），虛堂是號，四明象山（在今浙江寧波）人，俗姓陳，年十六出家，先后禮杭州雪竇寺煥和尚、凈慈寺中庵皎和尚為師，后出外訪師參禪，嗣法于臨濟宗楊岐方會下八世、松源崇岳下二世湖州道場寺運庵普巖。宋理宗紹定二年（1229），經宰相史彌遠舉薦，住持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此后歷住七剎，于景定五年（1264）正月住持列于“禪門五山”第三位的臨安府（今杭州）凈慈報恩光孝禪寺、宋度宗咸淳元年（1265）八月[ 此據《虛堂和尚語錄》卷三載為“咸淳元年（1265）八月二十五日”，而法云《虛堂和尚行狀》謂“丁卯（按：咸淳三年，1267）秋遷徑山”，當誤。]升住“五山”首位的徑山興圣萬壽禪寺。

虛堂智愚在各地寺院上堂說法，發揮臨濟宗禪法的現實主義風格，語言靈巧多變，生動活潑，并善于運用“文字禪”的偈頌、舉拈及代語、別語的表達形式，啟示信眾確立自信，致力自修、自悟，深受參禪僧眾和信眾的歡迎。他將平日舉揚稱頌唐宋叢林著名公案的代語、別語編為《代別一百則》，受到世人稱頌，在文字禪發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智愚住持凈慈寺時，年已八十，名聞遐邇，口碑甚隹。據弟子法云所撰《虛堂和尚行狀》記述，在他于凈慈寺升座之后，“衲子奔集，堂單無以容，半居堂外”。

《虛堂和尚語錄》卷十記載：

師入凈慈升座，問答罷，忽天使（按：皇帝的使者）踵門，傳奉圣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腳，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就舉趙州行腳一日到臨濟，方濯足間，臨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恰值老僧洗腳。濟近前作聽勢。州云：會則便會，咂啖作么。濟歸方丈，閉卻門。州云：老僧八十行腳，今日卻被者（按：這）驢子撲。[ 源自《臨濟錄·勘辨》或《古尊宿語錄》卷十四《趙州語錄》，]

輒成一頌，天使楊都知繳奏，龍顏大悅，特賜米五百碩，絹一百縑，開堂安眾。續以糧食、闕典、僧堂弊漏敷奏，伏蒙圣恩，撥賜水田，歲收租三十余石，并免官稅，仍頒降楮券一十萬貫，重蓋僧堂，

頌云：趙州八十方行腳，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里動龍顏。

這里所說的“圣旨”是宋理宗派人送的圣旨。從這件事可以了解，宋理宗對佛教禪宗是感興趣的，也有所了解。皇帝下旨給凈慈寺賜米、絹、水田、楮券（紙幣）等，資助修葺寺院，在當時對凈慈寺地位的提升，影響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虛堂智愚于咸淳五年（1269）十月逝世，年八十五歲。逝前留下《辭世頌》曰：“八十五年，佛祖不識，掉臂便行，太虛絕跡。”有《虛堂和尚語錄》十卷傳世。

三、日本南浦紹明入宋從智愚嗣法和歸國傳法事跡

南浦紹明（1235—1309），南浦是字，俗姓藤，日本駿河國（今靜岡縣）人，十五歲時出家并受具足戒，后入鐮倉入建長寺在蘭溪道隆禪師門下參學。

在龜山天皇正元元年（南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年），紹明西渡入宋，在江浙禪林遍參名師。當時虛堂智愚禪師住持杭州凈慈寺，聲聞叢林。紹明前去參謁，智愚收留他在門下參學，后來請他擔任知客。南宋度宗咸淳元年年（1265）智愚遷任徑山萬壽禪寺住持。紹明隨同前往，一夕在禪定中得悟，作偈描述自己的悟境呈給智愚看。偈曰：

忽然心境共忘時，大地山河透脫機。

法王法身全體現，時人相對不相知。

意為自己已心境雙忘，參透大地山河而認識空寂實相，領悟清凈本性，然而周圍的人尚不知道。智愚表示印可。咸淳三年（日本文永四年，1267年）秋天，紹明辭師回歸日本。臨別，年高八十三歲的智愚贈偈曰：

敲磕門庭細揣摩，路頭盡處再經過，

明明說與虛堂叟，東海兒孫日轉多。

[ 此偈亦載《虛堂和尚語錄》后附宗卓集《虛堂和尚新添·送日本南浦知客》，全文曰：“敲磕門庭細揣摩。路頭盡處再經過。明明說與虛堂叟。東海兒孫日轉多。明知客自發明后。欲告歸日本。尋照知客、通首座、源長老、聚頭說龍峰會里家私。袖紙求法語。老僧今年八十三，無力思索，作一偈以贐行色，萬里水程，以道珍衛。咸淳丁卯秋，住大唐徑山(智愚)書于不動軒。”]

智愚在偈頌中贊許紹明入宋后曾歷參叢林，反復參究，曾告訴智愚日本禪宗日盛，松源法系兒孫日益增多。紹明在宋地前后參學九年，已能夠熟練運用漢語說法和撰述。

紹明回國之后，先回到鐮倉建長寺道隆門下擔任藏主（主管經藏），受到道隆的信任，可秉拂說法。他在示眾中說：

十載中華歷遍歸，未將佛法掛唇皮，

無端今夜始開口，鐵樹生花正是時。

[　主要依據侍者祖照等編《圓通大應國師語錄》（簡稱《大應語錄》）卷下所載杭州中天竺寺延俊撰《圓通大應國師塔銘》，載《大正藏》卷80。此外參考日本師蠻編撰《延寶傳燈錄》卷三〈紹明傳〉。] 

在文永六年（1269）年，紹明應請到九州筑前（在今福岡市）住持興德寺。他此后立即將自己的“嗣法書”及入院法語抄錄托西間子曇帶給年已八十五歲的智愚。智愚讀后，十分高興，說：“我道東矣！”

兩年之后，紹明應請到太宰府（在今九州福岡）任崇福寺的住持，在此傳法長達三十三年，逐漸盛名遠揚，慕名投到他門下的弟子和參學者日多，其間經歷了日本抵御元軍入侵的“文永之役”（1274年）和“弘安之役”（1281年）兩次戰役。后二條天皇嘉元二年（1304），紹明奉詔入京進宮為龜山上皇（出家稱“法皇”）說法，受到贊許，受任萬壽禪寺住持，一時間“貴游問道者，車馬日駢集”。接著，后宇多上皇在東山為紹明建嘉元禪寺，請他為開山祖。德治二年（1307），紹明應幕府前執權北條貞時（法名“崇演”）之請到鐮倉，請他住持建長寺。

在花園天皇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已進入1309），紹明書寫遺偈：“訶風罵雨，佛祖不知。一機瞥轉，閃電猶遲。”然后去世，享年七十四歲，有《圓通大應國師語錄》二卷行世。花園天皇賜謚“圓通大應國師”之號，并敕在京西建造龍翔寺，置“普光塔”奉安其遺骨舍利，在鐮倉建長寺、九州崇福寺也置塔奉藏其舍利。 

四、大應南浦紹明的禪法

下面主要依據《大應國師語錄》（簡稱《大應語錄》），對紹明傳授禪法的兩個主要特色略作介紹。

（一）在說法中蘊含鮮明的民族意識

紹明回國后，先在鐮倉建長寺協助道隆傳法，后到九州傳法三十多年。他在自己住持的寺院引進宋地禪寺的入院、升座及上堂說法等做法和儀規。然而他作為一位日本禪僧，在說法中是懷有鮮明民族自信和情感的。文永十一年（1274）四月，正值九州緊張加強海防以防備元軍入侵的前夕，紹明在崇福寺舉行“結夏（按：夏安居開始）小參”向眾僧說法，說：

南瞻部洲大日本國筑州太宰府里橫岳山中，有一座清凈伽藍，大包剎海，細入鄰虛（按：極小微塵），若圣若凡，有情無情，盡在里許結制安居。（《大應語錄》卷上《崇福寺語錄》）

語句蘊含著民族自信和豪氣。

紹明奉詔入京之時，已離第二次抗元戰爭二十多年。他在翌年七月入住京都萬壽寺的開堂儀式的拈香法語中稱頌說：“恭為祝延今上皇帝圣躬萬歲萬歲萬萬歲”，“金輪統御，天基永茂，四海歸仁，萬邦入貢”；又為“太上天皇”（此指龜山上皇）祝福，“恭愿億萬年天清地泰，永祚皇圖；三千世時和歲豐，咸歌睿德”。他自稱“臣僧紹明”，說“臣僧紹明，今日開堂，……四海而今清似鏡，三邊誰敢犯封疆！臣僧紹明，恭奉圣旨今日開堂，舉揚正法眼藏，祝延圣壽無疆。人天大會，草木叢林，情與無情，同蒙光輝，共沾圣恩。臣僧紹明下情不勝感激屏營之至”。（《大應語錄》卷下《萬壽寺語錄》） 

紹明在入住鐮倉建長寺的開堂拈香法語中先為天皇祝壽，然后為幕府的將軍（當時是久明親王）拈香祝福，謂“威鎮三邊，德被四海，永佐上圣，普澤下民”；又為執掌幕府實權的前執權、已以出家身份活動的北條貞時（“最勝園寺殿”，法名“崇演”）祝壽，祝他“壽等南山，福深北溟，柱石皇家，金湯佛法”。（《大應語錄》卷下《建長寺語錄》）

紹明是土生土長的日僧，在日本人當中傳法沒有語言隔閡，又善漢語漢文，容易受到重視漢地禪法傳授的日本禪僧的支持，因而影響也大。當他把宋地禪僧在開堂儀式上為皇帝、朝廷命官祝壽祝福的模式和詞語搬到日本時，已具有特殊的意義。其一，將蘊含儒家名教倫理色彩的儀規通過傳法儀規傳給下一代，然后代代相傳直到后世；其二，為日本迅速興起的武士階層吸收儒家倫理，充實和發展武家“道理”——武士道提供極大方便。

紹明在京都受到龜山法皇、后宇多上皇的崇信和皈依，然后應邀到鐮倉度過他一生中的最后一年。

（二）主張修行“不離日用應緣”，說“時節”一到自然覺悟

唐代百丈懷海曾引證佛經上所說“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原出自南本《大涅槃經》卷二十六，原句是：“欲見佛性，應當觀察時節形色。”]來教導弟子靈祐，告訴他：“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 參《景德傳燈錄》卷九〈靈祐傳〉。]借此說明人人自有佛性，但覺悟有早有晚，如果時節一到便可自然入悟。

紹明在說法中經常引用這段公案，并且作了很多發揮。他在九州興德寺說：“古德云：要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大應語錄》卷上《興德寺錄》）此后他在京都萬壽寺的法語中又說；

凡衲僧家，知時知節，名為靈利之漢。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時辰，無虛棄底（按：的）時節。釋迦老子、達磨大師，皆是應此時節出來轉大法輪，顯大妙用。乃至自余諸大老、情與無情，盡是隨時受用。故曰：時節既至，其理自彰。若論佛性義，人人雖具天眼也難看，個個雖備天耳也難聽。雖然如是，時節既至，其理自彰，以眼可見，以耳可聽，見聞所及，一一皆是本來消息、本地風光。今日人天普會，若知此時節因緣，轉凡成圣，同在大光明藏三昧之中游戲。（《大應語錄》卷下《萬壽寺語錄》）

意為佛與達磨祖師隨時隨地在向眾生說法，每個人乃至一切眾生、無情之物，都能隨時“受用”佛法，一旦時節到來便可領悟人人生來具有的“佛性”（自性、自心）之理，體認佛性顯現于一切之處，自心是融通于萬物的，所見所聞無非是自家“本來消息、本地風光”。

紹明一再地教導門下弟子和參學者，說“道在目前”，“法無定相，遇緣即宗，立處皆真，隨方作主”。（《大應語錄》卷下《建長寺錄》）。他還說： 

佛祖一大事因緣，不離日用應緣之中，不隔此土他方之間，亙古亙今，輝天鑒地。所以道：塵劫來事，只在而今。只貴當人具大丈夫氣概，向朕兆未分之時，文彩未彰之前（按：此即禪宗所謂“空劫以前”，指在世界萬物和人類、文字形成之前），猛著精彩，看來看去，工夫純熟，一念相應，生死心破，忽然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一一分明，則與從上佛祖同見同聞，同知同用。（《大應語錄》卷下《示空證禪人》）

紹明告訴弟子：修行悟道不必脫離日常生活，但應充滿自信，以“大丈夫氣概”，透過周圍和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事物表象，體認它們本具的超言絕相的空寂實相，所謂“明見本來面目、本地風光”，進而體悟周圍的一切事物無非是自心所現，“一一自家本來消息，更無一點外物”。（《大應語錄》卷下《示曇翁居士》）這便達到覺悟，超脫生死。

五、大應法系及其在日本臨濟宗史上的地位

紹明從南宋回國到去世，傳法四十多年，有僧俗弟子上千余人。參考《圓通大應國師塔銘》和《延寶傳燈錄》卷三十，他的著名嗣法弟子有：京都大德寺的宗峰妙超、南禪寺的通翁鏡圓和絕崖宗卓、建仁寺的可翁宗然、萬壽寺的即庵宗心、九州圣福寺的月堂宗規、鐮倉建長寺的物外可什、九州崇福寺的峰翁祖一、京都妙興寺的滅宗宗興等人。

其中的大燈國師宗峰妙超是京都大德寺的開創者，先后受到花園上皇（1297－1348）、后醍醐天皇（1288－1339）的支持，受賜“興禪大燈國師”、“高照正燈國師”之號，使大德寺一度擁有相當皇家寺院地位。

宗峰妙超的弟子關山慧玄[歷代天皇賜給慧玄謚號有：佛心覺照國師、大定圣應國師、光德勝妙國師、自性天真國師、放無量光國師等；進入近代，明治天皇賜以“無相大師”的謚號。]得到花園上皇崇信和支持，將花園離宮改建“正法山妙心寺”，博得天下叢林“法窟之冠”之美稱。妙心寺后來雖長期附屬大德寺，甚至遭到廢止，然而到15世紀中葉取得很大發展，進入17世紀江戶時代發展成為日本臨濟宗流派中最有勢力和影響的傳法中心，關山法系妙心寺派成為日本臨濟宗的主流派。

可見，杭州凈慈寺也是日本臨濟宗的重要祖庭，相信在今后發展與日本的佛教文化友好交流中能夠發揮重大作用。

（2020年10月24日杭州凈慈寺首屆佛教文化論壇凈慈寺祖師文化研討會論文 2020年10月14日參考以往相關舊稿撰寫于北京華威西里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