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凈慈寺首屆佛教文化論壇

凈慈寺祖師文化研討會上的致詞

（2020年10月24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楊曾文     

值此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戰略成果時刻，在杭州黨政領導的指導并得到杭州市佛教協會協同配合、學界的積極參與，凈慈寺舉辦首屆佛教文化論壇和凈慈寺祖師文化研討會，是值得贊揚的大好事，在倡導文化自信，推進社會主義新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今天，具有重要的意義。借此機會，請允許我談以下幾點想法。

一、杭州是中國古都之一，是傳承六朝以來中華傳統文化的江南重鎮。五代吳越、南宋時期，杭州在推動儒佛二教文化的會通融合，發展傳統文化中作出重大貢獻。遍布浙江杭州的寺院，既是佛教傳法中心，也是儒佛文化交流互鑒的平臺，并且是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名勝之地。在這當中，靈隱寺、徑山寺、凈慈寺等發揮過重要作用。

二、宋代是古代哲學最高發展形態理學的形成時期。繼周敦頤、程顥程頤奠定理學之后，南宋朱熹加以集成并建成完整體系，影響極為深遠。朱熹從南宋兩度出任宰相的張浚及受父所托養教自己的劉子羽、劉子翚和其他主張抗金文臣武將的身上深受儒家忠義氣節的激勵，強化儒家道德在理學中的核心地位，并從徑山寺臨濟宗大慧宗杲及其弟子道謙那里汲取理事融通思想，雖然他的理學是排斥佛教的，但卻帶有明顯的佛教烙印。

三、理學圍繞天道性命而展開，將心、性、道、理等概念融匯溝通。然而中國佛教從南朝宋竺道生、北魏菩提達摩到唐宋禪宗，已將性、理、心等概念溝通。宋代佛教以禪宗為主流，先后有三位杰出禪僧出在杭州。一是繼凈慈寺開山道潛之后的第一代祖師永明延壽，著《宗鏡錄》《萬善同歸集》《唯心訣》等197卷，將心性思想發揮到極致，倡禪教會通、禪凈兼修，影響深遠。二是靈隱寺、佛日禪院的契嵩，著《輔教編》等百余卷，主張儒佛同源和一致，說儒為治世之教，佛為出世之教，攜書進京兩次向仁宗上書，聲聞朝野。三是有張浚為外護的徑山大慧宗杲，有語錄著作約40卷，主張佛道在世間、道由心悟并盛倡看話禪，影響播及江浙湘閩和元明以后。他們不僅是佛教史上的高僧，也在中國思想文化史占有一定地位。

四、南宋寧宗朝由宰相史彌遠主持制定禪門“五山十剎”制，以徑山寺、靈隠寺、浄慈寺和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為五山，對統轄禪寺及選拔禪僧逐級晉升，促進禪宗發展起過積極作用。這一制度也傳到日本，對日本佛教乃至政治、文化產生極大影響。

五、佛教傳入中國已2000多年，經歷了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新中國成立后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是既年輕又前途廣闊無限的社會制度。作為文化形態之一的佛教必須與時俱進。遵循中央適時提出的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的指示，佛教也要“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義、禮儀制度的同時，深入挖掘教義教規中有利于社會和諧、時代進步、健康文明的內容，對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2016年習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以上這些，都是值得繼續考察研究的課題。當前在佛教界發揮骨干作用的大體屬于建國后第三四代的法師，任重而道遠。各地寺院住持責任重大，除帶領兩序維持寺院運轉之外，在寺院各項建設中負有艱鉅任務，其中的文教建設對推進佛教適應時代，走中國化道路意義重大。杭州近年在文化建設，發展佛教學術研究方面成績卓著，這次會議可謂錦上添花，也為浙江乃至全國人文社會學科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