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述海派藝術的“中國故事”
敘述海派藝術的“中國故事”
近現代中國美術的演變,留下了諸多重要的史實,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明清以來的江南中心格局,逐漸匯聚于新興而起的國際商業都會上海,表面上這是一種文化歷史的空間位移,而在深層意義上看,這意味著中國傳統繪畫在文化格局上發生重大轉型。
近日,上海中華藝術宮精心策劃了“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作為該館重要的學術項目,正是在這種文化語境中,為觀眾呈現獨特而恢宏的學術視野,敘述海派藝術的“中國故事”。主辦方與策展團隊通力合作,以其學術經驗和思想洞見,在百年海派藝術歷史變遷人文歷史框架之中,聚焦“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板塊,依托近現代至現當代海派藝術發展演變文脈,每屆展覽推出卓有影響之力的八位名家,中西各半,呈現獨特的美術史敘述模式和文化史的思考語境。
“近現代海派藝術大家系列展”第一屆展覽,設立“借古開新”“中西兼道”“現代標程”三個部分,聚焦任伯年、吳昌碩、吳湖帆、黃賓虹、林風眠、劉海粟、吳大羽、倪貽德八位近現代名家,面對百年海派藝術歷史長河中人與畫的素材選用、常與變的事件鋪陳,始終維系著在視覺語言探索之中的人文精神之力,加以梳理、解讀與思考,形成了所謂既不拘泥于“木”,又不迷失與“林”的展陳主線效應。事實上,海派美術作為獨特的藝術資源,正在于其以“新興藝術策源地”的影響力貢獻于中國美術,成為不可忽略的文化力量之一,實現其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型。
借古開新
任伯年、吳昌碩、黃賓虹、吳湖帆
“海派”原義意指清末民初流寓于上海,兼具同鄉關系的畫家群體組合,發生了歷史的沿革。就繪畫領域而言,“海派”稱謂基本確立,并沿用至今。具體說來,即以國畫名家為中心,圍繞傳統文人畫趨時務新的革新之風,相應產生了約定俗成的思維定勢。沿革至今,成為身居海上開放之地,力改前時國畫糜弱之氣的寫照。“海派”之義,從文人畫筆墨形式本體,引伸和擴展為一種寬容而開放的文化精神。任伯年、吳昌碩、黃賓虹、吳湖帆四位大家,即是清末民初海派藝術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對傳統中國繪畫的學習和延承基礎上,師法古人,博采眾長,呈現出借古開新的藝術面貌。任伯年擅長描繪現實題材,其繪畫融合市民審美趣味。吳昌碩以金石入畫,且大膽運用濃麗色彩。黃賓虹早年繪畫以疏淡清逸為特色,晚年畫風則為“黑、密、厚、重”。吳湖帆畫合古今中西之法,立體感強,設色明快,墨筆烘染,有煙云蒼茫、泉石浩蕩之致。四位藝術大家的繪畫風格雖有所差異,但共通之處在于保存傳統藝術民族特色的基礎上推陳出新,而力避陳陳相因,成功地適應了新時代地生活方式與藝術文化思潮,有力推進了中國繪畫的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歷史轉型,幾位大家不失為海派藝術的集大成者。
任伯年 清供 紙本設色立軸 上海中國畫院藏
吳昌碩 牡丹 紙本設色立軸 上海中國畫院藏
黃賓虹 山水寫生 綾本設色立軸 上海中國畫院藏
吳湖帆 雙松疊翠 紙本設色鏡片 上海中國畫院藏
中西兼道
林風眠、劉海粟
20世紀以來,中國畫壇出現了種種關于中西融合的觀念和實踐,在中國畫的中西融合方面,取西畫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使中國畫具有描寫現實生活的能力。在西畫的中西融合方面,一者注重西方表現性語言與傳統寫意的結合;另者側重西方寫實性語言與傳統寫意語言的結合,由此形成了中西融合的主線,從中體現出應有的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這是中國美術在現代西學東漸社會情境之下自覺對應的結果,也是20世紀西畫東漸在文化移植之中所作出的現實選擇。海派藝術名家的“中西融合”之道獨具特色,其中可推林風眠和劉海粟為代表。林風眠先生認為東西方藝術“因相異而各有所長短”。在繪畫上,他潛心研究中國畫的新風格,一方面立足于中國傳統民俗文化,另一方面運用西方繪畫之技巧,在領悟東西方藝術的精髓之余,實現了中西融合。劉海粟先生受康有為影響,認為“合中西而創藝術之新紀元”。其中西兼道不僅體現在繪畫創作上,還體現在藝術教育思想之上。繪畫上,劉海粟取東西方藝術之表現主義的傾向,用筆強勁有力,色彩豪放,濃烈。除此之外,劉海粟在本身就源自于西方的藝術教育上,也頗有建樹。縱觀林、劉的藝術生涯可以看出,林風眠之中西兼道是一種內省和冷靜,而劉海粟的中西兼道更體現出一種熱情與豪放。大家之作所呈現的海派藝術中中西兼道之風,實則是對于藝術之“民族性”和“世界性”的思考與融合。
林風眠 捧白蓮紅衣仕女 中國畫 中華藝術宮藏
劉海粟 蓮花峰蕊峰晚霞 油畫 劉海粟美術館藏
現代標程
吳大羽、倪貽德
20世紀初,在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浪潮中,呈現出國內學子留學海外的趨勢。歷經了先聲、醞釀和開拓的歷程,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逐漸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西洋畫運動的鼎盛之期,出現了以振興中國現代藝術為理念的現代藝術探索。以留歐與留日藝術家為主體的創作群體,依托專業的美術院校和西畫團體,構成了海派藝術新的時代標程。他們從教學實習和創作研究,全面展開中國現代美術發展的縱深格局。吳大羽、倪貽德兩位大家即是一種卓越的代表人物。他們都曾于20世紀20年代留洋,在此過程中受到了西方現代主義美學的影響,將背景、流派迥異的風格化相糅合,其作品洋溢著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和精神。歷史證明,一味模仿、追隨絕不是改革中國傳統繪畫的正道。因此,他們在吸取西方現代藝術之精華的同時,又強調融民族藝術特點及其美學思想。強調兼容并包、中西融合,從而創作出眾多具有深厚底蘊和形式美感的作品。兩者在藝術實踐與理論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對于中國傳統美術的現代化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吳大羽 瓶花 油畫 上海油畫雕塑院藏
倪貽德 黃浦江 油畫 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藏
藝術家畫語錄
任伯年
丹青來自萬物中,指甲可以當筆用,若問此畫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底。
——題《斗牛圖》
吾袱被投止時即無時不留心于主人之舉止行動,今所傳者在神,不在貌也。
——轉引自陳蝶野《任伯年先生百周年紀念冊》
啼罷鳴鳩天欲陰,垂垂佳果出疏林。誰周天下饑寒子,生滿荒園樹樹金。
——題《佳果鳴鳩》
積雪初霽,晴氣欲暄,幽鳥鳴春,幾硯適然,對景寫生。
——題《幽鳥鳴春圖》
作畫如頤,差足當一“寫”字。
——任伯年
吳昌碩
近人畫梅多師冬心、松壺,予與兩家筆不相近,以作篆之法寫之,師造化也。瘦蛟凍虬,蜿蜒紙上,公周見此,必大笑曰:“非狂奴安得有此手段!”
——吳昌碩《缶廬別存?沈公周書來索畫梅》
畫牡丹易俗,水仙易瑣碎,惟佐以石可免二病。石不在玲瓏,在奇古。人笑曰:“此倉石居士自寫照也。”
——吳昌碩《缶廬別存》
學我,不能全像我。化我著生,破我者進,似我者死。
——轉引自《四大家研究》
直從書法演畫法,絕藝未敢讀其余。
——《李晴江畫冊、笙伯屬題》
吳湖帆
西廬老人筆墨豐腴而能不甜俗,鏤金錯采,落落大方,承明啟清之關鍵也。
——自題《仿梅村九友冊》
癡翁淺絳法為千古畫壇絕調,后惟婁東太常、司農祖孫得其三昧,非余子所能見。
——自題《秋山晴靄圖》
學古人畫至不易,如倪云林筆法最簡,寥寥數百筆可成一幀;但摹臨者雖一二千筆仍覺有未到處。黃鶴山樵筆法繁復,一畫之成,假定有萬筆,學之者不到四千筆,已覺其多。
——《丑簃談藝錄》
宋人雙鉤綠竹都施于花鳥補圖,無專作也。迄明初王子約、金本清乃成絕學,特標異幟。自后惟羅花僧偶為之,亦鮮專學者。
——《丑簃談藝錄》
劉海粟
現代藝術重表現,薄純粹寫實。若曰役于自然,自暴棄也。我國名畫,類能役物,不為物役,縑素有限而意無窮,是真美所在也。
——題畫
昔拿破侖有言:“英雄之字典無難字”。可知世界事業無不由難而易。若人人存一畏難之心,固步自封,此學術終無顯明光大之一日。
——1918年為創辦《美術》雜志(中國第一)撰寫的發刊詞
我一生追求真善美,一生堅持藝術創作,一生為藝術教育事業奮斗……我一百歲還是開始,我還要創新,不斷地創新。
——1994年3月16日在上海舉行的百歲華誕慶典上的講話
林風眠
從事藝術運動該有兩個重要的觀念:第一,要從創作者本身著眼,怎樣才可以使藝術時時有新的傾向,俾不致為舊的桎梏所限制;第二,要從享受著的實際著眼,怎樣才可以使大家了解藝術,使大家可以從藝術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觀念,同正當感情的陶冶。
——《我們要注意——國立杭州藝專紀念周講演》1928年《亞波羅》第一期
一個真正的美術工作者,他首先得是個誠實的人。創造是個艱難的勞動過程,在自己的藝術生涯中創造出好的東西來,首先得研究美術史和前人的創作經驗,認識我們多彩的民間美術,在技術上踏踏實實下功夫。
——《要認真地研究工作》,《美術》1957年6月號
倪貽德
有人以為只要明暗減弱一些,色彩平涂一些,在物體輪廓周圍加上一些線條,就是油畫民族風格了……這樣做其實不一定真正能表現民族風格,而油畫的特點卻減弱了。正確的道路應當是油畫的特點和民族繪畫的特點的高度結合。
——倪貽德《對油畫、雕塑民族化的幾點意見》,載《美術》1959年3月號
我們不能因為有形式主義就不講形式美。要把形式美和思想內容統一起來,形式美更有力地表現內容,在明確形式表現內容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大膽地研究形式美的問題。
——金一德《倪貽德教授關于藝術教學談話錄》
現實主義的繪畫是追求內容和形式的一致,為人民而制作的繪畫必須有一個為人民所能接受的現實生活的內容,不僅是反映現實生活,更須在現實生活的反映中啟示人類精神的向上;生產的謳歌,勞動力的頌贊,將成為繪畫表現的主題;力的美,健康的美,代替了病態與畸形。
——倪貽德《戰后世界繪畫的新趨勢》
(圖片由上海中華藝術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