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中華民族的形成可以說是滾雪球式的逐步壯大，但若細看卻是有層次的發展。先秦時期，先有地區性的諸族融合，然后才有大一統的民族融合。這一時期民族融合與政治格局演進過程基本一致，從西周時期的諸侯林立到春秋時期逐漸實現區域統一，與之同時，地區性的民族融匯也隨之實現，到戰國結束，天下歸于一統，大一統式的民族融合格局也隨之奠定。

漢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華》中深刻總結了這一歷史進程：

“《春秋》慎辭，謹于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戰，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各有辭也。”

文中所說的“中國”即華夏；“小夷”，指赤狄、白狄、犬戎等不具國家形態、未聚合成邦國的夷狄；“大夷”，指楚國、秦國、吳國、越國等已形成邦國且國力相當強大的所謂“蠻夷戎狄”。春秋戰國時期，無論是政治統一，還是民族融合，楚、秦、吳、越等“大夷”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夷”與先秦民族融合

春秋時期政治和民族的區域性統合，主要通過邦國之間兼并實現。在整個春秋時期，有晉、楚、齊、秦、吳、越六個大國，其中四個（楚、秦、吳、越）是“諸夏”眼中的“蠻夷戎狄”。這些“大夷”的出現，本身就意味著他們主導了所在區域政治統一和民族融合。

楚國是春秋戰國時期滅國最多的邦國。《呂氏春秋》提到，楚國自楚文王之后，“兼國三十九”。清儒顧棟高說，“楚在春秋吞并諸國凡四十有二”。若以不斷出現的新材料計，楚滅國之數當不止于此。楚國一方面吞并了漢水地區的諸夏姬姓小國，另一方面也攻滅融合了江漢流域的一大批所謂“蠻夷”小邦，如舒、庸、百濮、盧戎等。到了春秋戰國之際，楚國及其周邊列國共同構成了一個文明絢爛多彩、具有鮮明特色的“楚文化圈”。

秦的立國，就在于與戎狄的戰爭，秦在關中的土地，是經歷上百年與戎狄的戰爭才奪取的。到秦穆公時，秦國東擴，滅掉了梁國、芮國。但秦穆公試圖參與中原爭霸并未成功，此后秦國極少參與中原事務，專心經營西土，“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吳國和越國其興也勃，其衰也忽。但吳國對群舒、淮夷的兼并，越國對百越的統合，對東南區域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整個春秋時期的地區性民族融合，固然有些是由“諸夏”邦國主導的，但更多的則是那些被視為“蠻夷”的強國。而在戰國時期最具爭奪天下實力的兩個大邦，即秦國和楚國，均在春秋時期形成的“大夷”之列。秦國在商鞅變法后迅速崛起，開始攻伐東方的進程。楚國則為合縱之長，統合東方力量，與秦國對抗。最終，由秦國完成天下的統一，奠定了大一統的格局。

“大夷”的擴張與兼并，其意義不僅是政治與民族的統合，更是大大推動了文化的互鑒融通。西周時期，諸夏的活動空間主要集中在黃河、淮河流域，很少涉足長江流域及以南的土地。春秋時期楚人經略長江中游，吳越統合長江下游；戰國時期楚人征服百越，派遣莊蹻入滇；秦將司馬錯滅古蜀國，秦人經營巴蜀盆地。至此，長江上中下游、長江以南以至于南越、滇地都受到華夏文化的深刻影響。

“大夷”引領的時代變革

“大夷”之所以能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統一和民族融合中發揮主導作用，原因是他們走在了時代變革的前列。春秋戰國時期重大的政治制度變革和戰爭方式的轉變，均從“大夷”之國開始。制度變革激發了國力快速提升，改變戰爭方式則直接影響了政治和民族格局的變化，這二者都在客觀上促進了大一統格局的形成，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

一是引領制度變革。

春秋時期，楚國迅速崛起，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楚國率先推行了郡縣制。諸夏列國繼承了西周時期的封君采邑制度，邦國內部的土地、人口被貴族分割，導致卿大夫權力擴大、國君權力削弱，進而造成君權下移、政出多門、國力分散。推行郡縣制使楚國成為春秋時期君主集權程度最高的邦國。楚國的縣，大多由被楚國滅掉的小國轉化而來。這些小國原本分屬各個族群，但在楚國郡縣制的統合下深度融合，共同孕育出了楚文化。

秦國最終統一天下，關鍵在于成功進行變法。秦國的商鞅變法雖然在初期遭到了強烈反對，但最終得以推行，且在商鞅死后仍然延續。郡縣制的推行，加速了秦國的民族融合，秦人滅掉了長期威脅秦國的“義渠之戎”而設立義渠縣。商鞅變法讓秦國擺脫了早已落后于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土地經濟制度，建立起一套適合天下統一戰爭的政治、軍事制度。秦國最終通過戰爭的方式，結束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紛亂。相比較而言，楚國本是戰國七雄中最早開始變法的，吳起變法比商鞅變法早數十年，一度給楚國帶來新氣象，但很快在保守貴族勢力的阻撓下失敗，這是楚國未能統一天下的重要原因。

二是改變戰爭方式。

春秋、戰國雖然都是戰亂之世，但戰爭方式大不相同。西周滅亡后，失去了周王朝的制約，諸夏邦國會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趁亂兼并弱國。但在春秋時期大部分時間里，尤其是在霸主能夠主導天下秩序的情況下，滅掉能夠參與諸侯盟會的“列國”是不被支持的。即使是霸主，也不能滅掉列國。

例如，鄭國長期夾在晉、楚之間，經歷了多次來自霸主的攻伐。強大如晉國，并非沒有滅掉鄭國的實力，但晉國并不曾試圖滅掉近在咫尺又相對弱小的鄭國。此外，宋、魯、衛、陳、蔡等具備“列國”地位的邦國，在戰亂頻仍的春秋時期雖飽受霸主欺凌，但很長時間里并無滅國之虞。

在諸夏列國還保留著些許脈脈溫情時，“大夷”并無這種自我限制。在春秋晚期，楚國滅掉了陳國、蔡國，開啟了攻滅“列國”的先例。吳國攻入楚國郢都，幾乎滅掉了當時南方的霸主楚國。而越國在吳國北上爭霸時趁虛而入，最終滅亡吳國，首次將正處在霸主地位的大國滅掉。

戰爭方式開始轉變為數萬人乃至數十萬人轉戰千里、持續數月甚至數年的大規模戰爭，也始于“大夷”。公元前506年，吳國軍隊沿著淮水迂回數百里，突然襲擊楚國。此后數月，吳、楚之間不斷在多地交戰，最終，吳國軍隊突破楚軍防線，攻入楚國的郢都，幾乎將楚國滅掉。在吳、楚大規模且高烈度的戰爭中，處在兩國之間的淮夷、群舒均被吞并。這樣的戰爭方式，在此前的諸夏邦國間的戰爭中幾乎見不到，而在戰國時期的統一戰爭中則成為常態。“大夷”入局，徹底改變了列國之間的戰爭方式。

中國古代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核心文化因素，有許多并非來自華夏。陳寅恪先生在論述隋唐制度淵源時指出，隋唐制度最主要的來源之一，是鮮卑人建立的北魏和胡化漢人建立的北齊。甚至史學研究者常說的“史學”一詞，也是由十六國時期的羯人石勒設置“史學祭酒”而首次出現的。先秦時期“大夷”帶來的制度變革，給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楚國的郡縣制、秦國商鞅變法帶來的一系列變革，都成為此后兩千多年間中華民族一直沿用的基本制度，甚至一直影響到今天。

“大夷”與中華文明的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為什么“大夷”能夠成為時代變革的弄潮兒？而那些長期文化昌盛、禮樂發達的諸夏列國為何沒能趕上變革的步伐？

首先，“大夷”“能夏則大”，汲取華夏先進文化。這讓他們能夠實現文明的跨越式發展，從眾多“蠻夷戎狄”中脫穎而出，成為“大夷”，即所謂“能夏則大”，并仿照華夏的禮樂制度建立起國家形態。“大夷”雖被諸夏視作夷狄，但其文化并不一定遜于諸夏。譬如，戰國時期的楚文化是高度繁榮且極具特色的，《楚辭》就是楚文化的結晶；又如，秦國的文字直接繼承西周文字，較之東方六國的文字更加規范、合乎理據。沒有高度發達的文化與相對成熟的國家制度，不可能在長達五百年的紛亂局勢中取勝。

其次，“大夷”因時而動，放開手腳進行變革。西周滅亡后，以周王朝為主導、以分封制和宗法制為基礎的天下秩序已經崩潰，維系諸侯林立局面的政治體系已不復存在。雖然歷史的車輪已經滾滾向前，但諸夏邦國的觀念并未隨之轉變，仍希望通過霸主政治部分維系西周的政治格局，保持諸侯林立的格局。當諸夏邦國還被“崇明祀，保小寡”的舊觀念制約時，“大夷”已經沒有任何負擔地放開手腳，擴展自己的領土和勢力范圍。

同樣，當諸夏各國延續西周制度的慣性，繼續實行分封采邑制度，而導致公室衰弱、中央權力不斷分散時，新興的“大夷”秦、楚、吳、越，或因國家新創，避免了不斷分封導致權力分散的積弊，或因率先變革，鞏固了公室權力和中央集權。放開手腳、大膽擴張且君權強盛、權力集中的“大夷”，在面對背負包袱、束手束腳且君權式微、政出多門的諸夏邦國時，自然有很大的優勢。

此外，華夏與“蠻夷戎狄”共同構成推動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動力。華夏與夷狄，并非簡單的主流與非主流、高級與落后的關系，而是相互影響、不可或缺，共同對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歷史上“蠻夷戎狄”學習了來自華夏的先進文化，在推動文化、社會、制度層面進步的同時，其更大的意義在于交流與融合，在交流中掙脫舊制的束縛，在融合中醞釀變革的火花。中華民族的長期延續與繁榮，固然離不開作為凝聚核心的炎黃華夏，中華民族在不同階段能夠不斷變革以適應歷史發展趨勢，也離不開“大夷”之功，離不開各民族交流融合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斷更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培育基地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