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廣寧門外有招提，曰天寧寺。” 1756年，乾隆皇帝命人大規模整修天寧寺，撰寫文章記錄此事，并將文字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寺中。在這座位于廣安門外護城河西岸的寺廟之中，聳立著北京第一高的密檐式磚塔天寧寺塔——北京城區現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

恩斯特·伯施曼（1873-1949）是中國建筑攝影鼻祖，也是國際學界公認的第一位以現代科學方法記錄、考察并著書，向西方介紹中國古建筑與文化內涵的德國建筑學家與漢學家，長期致力于我國晚清民國時期的文化遺產保護工作。

恩斯特·伯施曼于1902年跟隨德國東亞艦隊到達中國，隨即便被中國建筑深深地吸引，他領悟到了中國建筑藝術的價值和意義，并把研究中國建筑藝術作為自己的畢生使命。1906—1909年，他跨越中國14個省區，行程數萬里，對中國的皇家建筑、寺廟、祠堂、民居等進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8000張照片、2500張草圖、2000張拓片和1000頁測繪記錄。恩斯特·伯施曼是中國營造學社發起人之一，同時也是其會員。1933—1935年，被特聘為中國傳統建筑遺產顧問。

在那個時代，從事中國建筑歷史研究的人十分罕見，伯施曼的研究比梁思成、林徽因的考察早了約30年。佛塔在中國建筑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也是伯施曼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伯施曼更喜歡把它叫作寶塔。

早在1937年，《中國寶塔》就已經完成寫作。然而，隨之而來的戰爭使得其出版困難重重。1949年恩斯特·伯施曼去世后，手稿也不知所蹤。幸運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人們在漢堡大學發現了部分手稿。經過德國著名漢學家、目錄學家魏漢茂的費心整理，時隔約80年后，終于在德國出版。《中國寶塔》是迄今考察中國寶塔建筑內容最為翔實的著作。本文選取了其中對北京天寧寺塔的介紹部分。天寧寺塔是北京城區現存最古老的地上建筑，據文中推測，北京天寧寺的寶塔從大體結構上來說屬于隋代的建筑，建于公元602—615年間，建筑的層次和外形以及塔上的浮雕則是遼代的杰作。

以下內容選自《西洋鏡：中國寶塔II》，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圖均來自該書。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在北京的西城墻前，佇立著兩座大型的寶塔，它們在建筑史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同時為這座被城墻圍繞的城市周邊的自然風光錦上添花。這兩座寶塔均為天寧式，尺寸大小和結構極為相似，建筑風格卻截然不同，這是因為它們建造于不同時期。天寧寺中的寶塔最初建于7世紀初，現存的這一座新建于1048年，而八里莊塔則建造于16世紀末期。這兩座寶塔的確切建造時間可以從各細節處看出，因為建筑形式會隨著歷史的變遷而變化。

天寧寺和寺中的大型寶塔坐落于北京城南側

天寧寺和寺中的大型寶塔坐落于北京城南側，外城的西城墻邊，就在彰儀門附近。平地上升起一座小丘，建筑群位于層層平臺之上。現存的建筑規模很小，卻有著顯赫的歷史。這里的景色也很宜人，站在最高的平臺上，人們可以俯瞰平原以及北京城的風光。原先的寺廟建筑群南側、直通小丘腳下的平地上有一處廣闊的花園，可能是和建筑物一同建造而成的。在小丘正南邊的花園中央，兩堵墻劃分出了一個特殊的區域，大寶塔就佇立其中。天寧寺以北不遠就是著名的白云觀，道士邱處機曾生活在這里，也埋葬在這里。

天寧寺建于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間（公元471—499年），寶塔初建于隋朝（公元602年之后）。當時，寺院位于北京古城內的西側。直至唐朝時期（公元618—907年），這里還被稱作幽州和范陽。公元986年，遼國占領此地，古城被毀，人們新建了一座更大的城池，不過原先的一些建筑繼續得到使用。根據這片土地最古老的名稱，新城被命名為燕京，寺廟和寶塔緊貼燕京北城墻的南側，也就是燕山的南側。這段北城墻位于今北京內外城分界墻的西延伸段。

遼國占領這座城市不久之后的1048年，人們在山腳下新建了寶塔，大約就位于遼國皇宮（遼國的南京、析津府）中軸線北側的盡頭。到了金朝時期，城市向東擴張，更名為中都，不過城墻距離寺廟仍然不遠。13世紀，蒙古族人占領北京，并于1268—1272年間重建皇城，寺廟中的寶塔就位于城外了，在西南方向見證著城墻與城內建筑的變遷。寺院中的建筑時常新建，但寶塔歷經九個多世紀的朝代更迭、歷史變遷，卻沒有遭到致命的破壞，仍佇立在此。雖然不斷地進行修繕，但時至今日，寶塔仍基本上保持了最初的造型。

通常來說，如此重要的一座建筑物不僅具有宗教意義，在風水上也一定有所講究。盡管一些細節可以作為佐證，但并沒有進一步的文獻資料可以證明這一點。在后面的研究中，按照風水形法，絕大多數風水塔都位于東南方向，但在北京城變遷的各個階段，天寧寺塔從未立于東南，只在最早的時期曾立于城市的西側。所以我們可以認為，寶塔是按照佛教思想選址，古老的寺院位于舊城外一座小山丘的西側，立于此處的寶塔可能象征來自西域的佛學。

隋朝的都城位于長安，即陜西西安府，至今仍不清楚人們出于哪些原因要將一座如此重要的寶塔建于遙遠的北部城市幽州，即北京。通常來說，建造寶塔的前提應當符合一般的規律或政治目的，而當時的燕京這一區域似乎還并不廣為人知。這也可能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

孝文帝在幽州（北京）建起了光林寺

在不同的資料中能找到大量與寺廟、寶塔的歷史相關的記錄，它們源自歷史悠久的文獻和碑文，我們將其摘抄于此，不做主觀評述，大部分是逐字逐句復述內容，只是略有變動。根據實際情況，我們盡可能篩去相互矛盾的觀點，還原歷史概況：

1.北魏：

孝文帝于公元494年將都城從平成（山西大同）遷往河南洛陽。他在位期間（公元472—500年），在幽州（北京）建起了最早的寺廟建筑群——光林寺。

2.隋：

隋文帝開皇年間（公元589—600年），寺廟（光林寺）改名為宏業寺，“宏”也可寫作“弘”。這一時期出現了一塊刻有秀麗碑文的石碑，不過早已遺失。

仁壽二年（公元602年），隋文帝將長安的佛骨舍利分賜給全國的31（或51，甚至83）個地區。北京也得到了一個藏有舍利的寶函，并為此建造了一座寶塔，于農歷三月二十六日將舍利安放于寶塔中。

據推測，這一年（公元615年）最初的那座寶塔（天寧寺寶塔）建造完成。

3.唐：

唐玄宗開元年間（公元713—742年），寺院（宏業寺）更名為天王寺。這一時期的記載中也提到了一塊刻有碑文的石碑，同樣遺失已久。

根據《冷然志》記載，遼興宗重熙十七年（1048），人們建造了一座石幢，同年埋于此處。出于建筑風格的考慮，關野貞在《中國佛教史跡》中認定，正是這一年人們新建了現存的這座寶塔（天寧寺寶塔）。這座石幢佇立在明宣宗時期的石碑后面，也就是北側，可參閱后文1435年的段落。石幢位于寶塔腳下，不過后來也如同石碑一樣消失無蹤了。

4.金：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天王寺改名為大萬安禪寺。

5.元：

寺院毀于戰火。1330—1333年，元文宗命人重建寺院。同時，記載中提到了一些消失已久的金、元時期的圓形石碑。

6.明：

永樂年間（1403—1425），明成祖將疆土分封給親王，寺院也得以擴建。大臣姚廣孝（1335—1418）是一名佛教徒，長期禪居于此。

明宣宗宣德十年（1435），寺廟被修葺一新，更名為天寧寺，沿用至今。寶塔腳下曾有一塊石碑上記載此事，如今這塊石碑已經遺失，參閱前文1048年的段落。

石碑的背面記載，明英宗正統年間（1436—1450），皇帝曾命人修繕寺廟并將其更名為萬壽戒壇。不過不久之后寺名又改回為天寧寺。

明世宗在位期間（1524），寺廟被重新修繕。

（1542）持續三天的大型祭典。

明神宗萬歷年間（1577），天寧寺寶塔進行了大規模修繕，同時在附近新建了姊妹塔——八里莊寶塔。

（1599）為懷緬姚廣孝（參閱前面1403—1425年的段落），天寧寺修建起一座別院。

萬歷年間（1600—1620），寶塔四周還造起了八個鐵制三角香爐，1774年時均已遺失。

7.清：

清朝康熙十一年（1672），康熙皇帝命人在寶塔的東南方向樹立一塊石碑，碑文由一位文官撰寫，全文按照著名的董其昌（1555—1636）的書體鑿刻。碑文中關于建造寶塔的內容一直追溯到隋文帝時期。

清朝乾隆二十一年（1756），寺廟建筑群整體進行修繕，其中也包括寶塔。主殿前樹起一塊石碑，碑文由乾隆皇帝親自撰寫，以表內心的尊崇。本節末尾將摘錄這篇碑文的內容。（1774）《日下舊聞考》中記載，火珠遺失。因為現存的寶塔上有一顆火珠，說明19世紀時至少還進行過一次修繕。

公元602年三月，人們將舍利安放于寺中

大量的記錄證明，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寺院和寶塔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其中一些文章詳細記載了舍利到達此處并被妥善安置的經過，寶塔的建造也得益于此。

“仁壽二年（公元602年），舍利被賜給各地。為此，人們在全國51個地區建造佛塔。三月二十六日，人們將舍利安放于宏業寺中，也就是后來的天寧寺。”文獻中首先提到了一個神跡，此事發生在御賜舍利之前：“仁壽元年（公元601年），天空中落下三十三把剃刀，十分鋒利，外形也很獨特。僧侶們現在仍使用這些剃刀剃發受戒。”這象征著佛教中的三十三重天，也寓意僧人剃度這一戒律。

關于舍利的關鍵文章中記載：“釋迦牟尼的舍利共有8桶（800或400升），其中三分之一留于人世間。阿育王命人建造了八萬四千座佛塔，其中在東震旦（在古印度佛教中，中國被稱作東震旦）有十九座佛塔。舍粒的數量不計其數。一位名為會的僧人從康國（即粟特）前來，向佛祖祈求了七天，得到七顆舍利。”這是指康僧會在公元247年來到孫權治下的南京。“隋文帝曾遇見一位阿羅漢，這位羅漢給了他一個裝滿舍利的口袋。曇遷法師數了數袋中的舍利，卻無法確定舍利的數量。隨后，人們將舍利放入七寶函中分送到31個州，每個州縣均為舍利建造了一座寶塔。天寧寺的寶塔就是其中之一。”有些資料中記載的是51個地區。

“一位來自幽州（北京）的佛教徒寶巖禪居于京城（西安府或北京）的仁覺寺中守道。”顯然，正是在他的推動下，皇帝才賜給北京一顆舍利并供奉于宏業寺中。“石函制作完成時閃閃發光，如同水面一樣波光粼粼。它的紋路就像寶石瑪瑙一樣，光澤如同琺瑯，函體通透，散發出紫色的光芒。石函外表面上的圖案栩栩如生，有菩薩、圍攏在一起的神仙、小動物、獅子和樹木，主題各不相同。公元602年三月，人們將舍利安放于寺中，四月開始燒香供奉。燈火照耀著聚集在大殿中的人群。午夜時分，一道巨大的純白色光芒貫穿天空和地面，在人群上空慢慢地圍繞著佛輿散開。”

寺廟和山丘所處的海拔很高，四周空曠，山澗好似一條彩帶圍繞著它們。開皇末年，公元600年之前不久，在舍利被送到寺院之前，山上經常發生塌方和地震。但是新建成的寶塔似乎鎮住了這一區域，山體停止了震動。以前北京地區多次發生地震，直到幾個世紀前仍發生過幾次。在公元600年，隋文帝廢除了長子的太子之位，轉立次子的那一天恰巧也發生了地震。

值得注意的是，傳言稱天寧寺所處的小山丘與這些震動有關，而寶塔具有平息震動的力量。這種傳言可以追溯到隋朝時期，并且與風水學有所聯系。高延還專門指出，這座寶塔以及后來建造的八里莊塔均位于山澗旁，它從西山而來，穿越平原流入北京，加強了寶塔在風水上的作用，但中文文獻中并未特別指出這一點。

在寺廟最昌盛的時期，共有五百間僧侶房舍和七十口水井。百姓經常去燒香祈福，節日里寺廟的香火十分旺盛，就像附近的白云觀如今的情形一樣。據一封給皇帝的奏折中記載，各種各樣的流寇曾來到此地，寺院無法抵抗盜匪，請求朝廷除惡。文獻資料中還多次提及古老的記載和遺跡，但它們全都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天寧寺中有一個石磬，傳說是源自漢明帝時期（公元57—75年）。當人們念經并將抄下的經文粘在上面時，它就會發出悅耳的聲音，直到人們停止念經時聲音才會消逝。到了1774年，這個石磬已經遺失。不過在接引佛殿內還有一個明朝嘉靖年間（1522—1566）制成的青銅磬，寶塔的東南角還有第二個鐵磬。”

《中國佛教史跡》中記錄了一座制作十分精美的青銅大鐘和一段1525年的長碑文。“此外，寶塔腳下的基壇之上立有八個澆鑄而成的鐵制三腳香爐，寶塔八面各放置一個。每個三腳香爐都超過一丈，即3.3米高，香爐肚上分別向著八個方位畫有八卦圖案。這些香爐造于萬歷年間。”文中也記載，這些香爐在1774年已消失無蹤。在寶塔后方的第二座大殿上有一個匾額，上書“大覺”二字。再往后去便是廣善戒壇。

接引佛殿緊靠正門的地方擺放著屏風，位置十分顯眼，屏風背面掛有一幅寶塔圖，高1丈5尺5寸（約5米），其上共有600043個文字。這座寶塔叫做華嚴經塔。圖畫的巨大尺寸和文字的驚人數量都表明，這幅寶塔圖中的線條和圖案全部由文字組成。類似的繪圖形式在中國廣為流傳。人們將經文按照寶塔形狀抄在畫布之上，使經文和寶塔融為一體。每月的八號寺院都會舉辦慶典活動，點燃160或360只燈來表達對佛陀的尊敬。

下院也被稱為別院，規模不大，是為姚廣孝建造的，匾額上書“宗師府寺”。姚廣孝在北京的主要居所位于西山的潭柘寺，潭柘寺如今仍香火旺盛，據說寺中有沐浴在圣光之下的姚廣孝塑像和畫像。

原文作者/[德]恩斯特·伯施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