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憲宗即位，以貶逐“二王八司馬”永貞革新集團為開端。但憲宗打擊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等人只是出于個人恩怨，并非政見不同。相反，永貞革新的未竟之業(yè)正是依靠憲宗才得以最終完成。憲宗一手創(chuàng)造了元和中興，實現(xiàn)了唐朝自安史之亂以來的復興。被憲宗嚴懲的劉禹錫也不吝筆墨頌揚，寫出“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的贊歌。

君臣同心：白居易說陛下你錯了

在革新政治方面，憲宗的目光比父皇順宗更深遠，手筆比“二王八司馬”更有魄力。他在繼續(xù)清理祖父德宗貞元晚期弊政的同時，更加注重治理機制建設和政治制度調整，全力整頓安史之亂后不正常的政治生態(tài)，努力恢復太宗貞觀年間和玄宗開元時期君臣齊心的政治風氣。

憲宗曾在禁中看到時任盩厔（今陜西周至一帶）縣尉白居易為“規(guī)奉時事”而做的百余篇詩詞，“召入翰林為學士”。當時關中和南方大旱饑荒，如白居易在《杜陵叟》詩中所言，“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憲宗派大臣到江浙等地賑災，在賑災官員臨行前諄諄告誡：朕用一匹絹帛都要記賬，但在救濟百姓上從不吝嗇，切勿辜負朕的愛民之心。

元和四年（809）春，旱災仍不見緩解。李絳、白居易建議免除江淮兩浙地區(qū)百姓租稅，開釋宮中多余宮女。憲宗一一照準，不久天降春雨。白居易為此寫下《賀雨》一詩，贊頌了憲宗即位以來的各項政績，最重要的是希望憲宗能夠善始善終，堅持以百姓之心為心，是為“敢賀有其始，亦愿有其終”。而白居易在詩中指出的“君以明為圣，臣以直為忠”即君明臣直，則是憲宗即位以后著力倡導的皇帝兼聽納諫、大臣堅持正見的政治氣氛，以及君臣集體決策、君相共商國是的政治制度。

治國之要，首在得人，尤其是要保持對宰相等大臣的信任。白居易曾作詩對君主猜忌大臣、重臣朝蒙恩寵而夕遭貶黜的現(xiàn)象進行批判，是為《太行路》，詩言“行路難，難于山，險于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白居易自我點明《太行路》的主旨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即以夫喻君，以婦況臣，用男拋女、夫棄婦，比喻君心多變，臣子隨時可能被置于貶謫境地，故云“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

憲宗君臣曾對君臣關系和皇帝宰相職權劃分，有過深入探討。元和元年（806）二月，憲宗問宰相，自古帝王理政，有無為而治，有事必躬親，到底哪種治國方式更好？宰相杜黃裳回道：人君要在選人上用力，在用人上放手，這是三皇五帝“能無為而治者”的重要原因。財政、司法等具體朝政，都由朝廷各相關部門依法依規(guī)處理，陛下您最好不要親自插手。“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如果“上疑其下，下欺其上”，皇帝疑心大臣，大臣欺瞞皇帝，“將以求理，不亦難乎”，憲宗聽后“深然其言”。

憲宗在進行重大決策和處理日常政務時，也注意聽取中低級官員的意見。有次白居易和憲宗一起討論朝政，直接批評憲宗“陛下錯”。憲宗當場下不來臺，拂袖回宮，秘密召見李絳，大罵白居易出言不遜，讓李絳找借口將他趕出翰林院。李絳回道：正是因為陛下您鼓勵大臣開口說話，群臣才能無所隱晦；白居易今日說話雖然有欠考慮，但亦是出于一片忠心，如果陛下您降罪于他，恐怕以后就沒有人敢說真話，“非所以廣聰明，昭圣德也”。憲宗聽后龍顏大悅，“待居易如初”。

君臣關系的和諧，政治生態(tài)的健康，使得憲宗時期的政治生活呈現(xiàn)出開元盛世之后難得的生機與活力，為削平藩鎮(zhèn)、實現(xiàn)中興創(chuàng)造了非常有利的條件。

威服藩鎮(zhèn)：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

憲宗剛即位，劍南西川（今四川成都一帶）節(jié)度使劉辟就率先跳出來挑戰(zhàn)新皇權威，要求擴大地盤，占據(jù)西川、東川和山南西道，憲宗“不許”，劉辟竟然發(fā)兵攻打東川。

劍南西川地理位置重要，是對抗吐蕃的前線，又是朝廷所在關中地區(qū)的戰(zhàn)略后方，遇有緩急可隨時奔蜀。在宰相杜黃裳的強烈建議下，憲宗出兵攻破成都，生擒劉辟，平定劍南西川。在此前后，朝廷又討平夏綏（今陜西靖邊一帶）節(jié)度使留后楊惠琳和鎮(zhèn)海（今浙江北部、江蘇南部一帶）節(jié)度使李锜叛亂。這就是白居易在《賀雨》一詩中所言“元年誅劉辟，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锜，不戰(zhàn)安江東”。

西川是關中大后方，夏綏是長安北大門，鎮(zhèn)海是朝廷錢袋子，三方皆服，元和政局開局良好。

平定西川、夏綏、鎮(zhèn)海后，憲宗君臣將目光投向最為跋扈的河北三鎮(zhèn)成德、魏博（今河北大名一帶）、盧龍和淮西、淄青平盧（今山東東平一帶）。李絳曾在延英殿御前會議上痛心疾首地指出，“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余州”。

五十不沾王化之州，不但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更是天下士人扼腕嘆息之所在，“詩鬼”李賀的《南園十三首（其五）》即表達了這種情感：“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

有學者認為，李賀的《雁門太守行》即是描寫了朝廷征討藩鎮(zhèn)的戰(zhàn)爭：“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角聲滿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紅旗臨易水，霜重鼓寒聲不起。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黑云壓城，敵軍兵臨城下，來勢兇猛，將士披堅執(zhí)銳，嚴陣以待。守軍不利，友軍半卷紅旗，千里馳援，不惜一死報效朝廷。

元和七年（812）七月，魏博節(jié)度使田季安病死，憲宗在李絳的謀劃下，充分利用魏博內部將領爭權矛盾，拒絕田季安之子田懷諫繼任節(jié)度使的請求，改任出身田氏家族的魏博舊將田弘正為節(jié)度使，對其推心撫納，并派大臣裴度赴魏博宣慰，賜給軍士一百五十萬緡賞錢。魏博軍士歡欣鼓舞，田弘正對朝廷感激涕零，決意歸順。魏博藩鎮(zhèn)歸朝，朝廷威望顯著提高，中興局面向好。

元和九年（814）九月，桀驁不馴的彰義（駐地在蔡州即今河南汝南一帶）節(jié)度使吳少陽去世。其子吳元濟秘不發(fā)喪，“自領軍務”，陰謀作亂。元和十年（815）正月，憲宗“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

戰(zhàn)爭初期，朝廷軍隊多次受挫。成德節(jié)度使王承宗、淄青平盧節(jié)度使李師道秘密與吳元濟勾連，阻止朝廷平叛。朝廷“人情恇懼，群臣多請罷兵”，只有裴度、韓愈堅決要求進軍。

當時宰相武元衡主持對淮西用兵事務，李師道派刺客到長安刺殺上朝路上的武元衡，“取其顱骨而去”；又襲擊裴度，重擊其頭部，將其扔進水渠中，幸虧裴度頭上氈帽較厚，才躲過一死。“京城大駭”，憲宗派禁軍武裝保護宰相出入，朝臣天不亮不敢出門。

刺殺武元衡、裴度的兇手極為囂張，竟公然叫囂：若逼迫抓捕太急，將刺殺追捕者。“故捕賊者不敢甚急”，行動遲緩。白居易帶頭上疏“論其（裴度）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認為白居易所任官職非諫官，不應越過諫官搶先議論朝政，將其貶為江州（今湖北九江一帶）司馬。稍早前因事被貶通州（今四川達州一帶）司馬的好友元稹聽聞白居易被貶，寫下《聞樂天授江州司馬》：“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元稹貶謫蜀中，身患重病，心境本就不佳，又驚聞好友白居易被貶，滿腹愁思一起涌上心頭，“垂死病中驚坐起”的傳神之語，將元稹震驚之巨、二人友誼之深描摹得無以復加。白居易后來看到此句，在《與微之（即元稹）書》中寫道“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仆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

討平淮西：戰(zhàn)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襲蔡州”

白居易雖因言事遠貶，但憲宗沒有停止平叛步伐，任命傷病好轉的裴度為中書侍郎并拜相，讓其全權負責對淮西之戰(zhàn)。裴度親赴前線督戰(zhàn)，出發(fā)之時向憲宗立下軍令狀，“臣若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憲宗“為之流涕”。

元和十二年（817）八月，裴度兵發(fā)長安出征淮西，路過女幾山（今河南宜陽境內）刻石題詩，詩中有“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之語。十月，在裴度的指揮下，德宗貞元時期名將李晟第八子、大將李愬定計于大雪之夜趁敵軍不備，發(fā)奇兵直襲蔡州城。

十月十五夜，“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李愬率軍趁著夜色掩護向蔡州奔襲，猶如神兵天降殺進城內，生擒還在睡夢中的吳元濟。此戰(zhàn)是為戰(zhàn)史上著名的“李愬雪夜襲蔡州”，詩人王建為此寫下《贈李愬仆射二首》，其一最為知名：“和雪翻營一夜行，神旗凍定馬無聲。遙看火號連營赤，知是先鋒已上城。”

十月二十五，裴度率大軍進駐蔡州，宣布彰義地區(qū)回歸朝廷治下。蔡州的平定，是元和年間削藩戰(zhàn)爭的重大進展，標志著中央朝廷重新獲得了對地方藩鎮(zhèn)的主導優(yōu)勢地位。此時被憲宗遠貶嶺南連州（今廣東連州一帶）刺史的劉禹錫得知討平淮西喜訊，興奮地寫下《平蔡州三首》。劉禹錫敏銳地注意到，隨著淮西的平定，大唐復興、實現(xiàn)中興已是指日可待，故在詩中有“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的滿眼希望。

魏博歸附、淮西平定后，朝廷權威顯著增強。隨后，整個河南河北全部被朝廷收復，徹底改變了安史之亂以來藩鎮(zhèn)跋扈割據(jù)的局面。天下再度一統(tǒng)，朝廷集權深入各地，史稱“元和中興”。元稹《連昌宮詞》借老翁之口對此贊道：“今皇神圣丞相明，詔書才下吳蜀平。官軍又取淮西賊，此賊亦除天下寧。”

王業(yè)不終：韓愈早朝上奏《論佛骨表》，當晚被貶八千里

隨著中興局面的形成，憲宗也走上復興事業(yè)的轉折點。平定吳元濟后，本就頗好神仙的憲宗開始廣求大仙，煉制丹藥，幻想長生不老。白居易曾寫詩《海漫漫》，主旨“戒求仙也”，語意警策，諷諫憲宗求仙問佛之行：“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

元和十三年（818）年末，負責宗教管理的功德使上奏憲宗，鳳翔（今陜西寶雞一帶）法門寺有佛祖釋迦牟尼指骨舍利，“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請憲宗在明年開光之前親自迎接。十二月，憲宗派宦官到法門寺恭迎佛骨。第二年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憲宗將之“留禁中三日”，隨后依次送到各大寺廟供官民頂禮膜拜。

時任刑部副長官刑部侍郎的韓愈“上表切諫”，請求憲宗將所謂佛骨“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韓愈慷慨表示，如果佛祖有靈，“能作禍福”，要施以懲罰，那就“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是為《論佛骨表》。

沉迷于佛事的憲宗得表大怒，要將韓愈處以極刑。宰相裴度上言營救，勸憲宗“宜寬容以開言路”，憲宗遂將韓愈貶任潮州（今廣東潮州一帶）刺史。韓愈告別妻兒，倉促先行，走到距長安不遠的藍田縣時，侄孫韓湘趕來陪同一起南下，韓愈寫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早朝一封《論佛骨表》上奏，當晚便貶至八千里外的潮州。盡管大禍臨頭，韓愈仍然堅信是忠而獲罪，老而彌堅。遙望秦嶺，想及家人國事，立馬藍關的韓愈，在大雪寒天之中感嘆前路艱難，生英雄失路之悲。末句向韓湘交代后事之語，難掩胸中激憤之情。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詩作不久便傳回長安，曾被韓愈提攜的賈島讀罷，寫下《寄韓潮州愈》：“此心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云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

韓愈詩中有“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賈島則報以“峰懸驛路殘云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互訴衷腸。末句“一夕瘴煙風卷盡，月明初上浪西樓”，則一反韓愈“好收吾骨瘴江邊”的悲痛，想象著有朝一日皓月東升，銀光朗照潮州浪西樓上，韓愈冤屈天下昭然。二人“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正在此間。

憲宗晚年，在求神問佛之外，愈加寵信宦官，不再信用宰相。宦官權力進一步擴大，不但掌控了中央全部禁軍，更開始擔任決策核心部門首腦樞密使。朝廷的政治生態(tài)急劇惡化，君臣離心離德，奸相上位，裴度被迫離職。

偏信奸相宦官的憲宗，最終把卿卿性命交代在了宦官手上。元和十五年（820）正月，憲宗因服用仙丹過多，脾氣躁怒不安，對身邊伺候宦官又打又罵，有人甚至因為小事就被活活打死，“人人自危”。正月二十七日夜，宦官陳弘志弒逆殺害43歲的憲宗，對外宣稱憲宗是吃仙丹毒發(fā)身亡。有研究認為，陳弘志的幕后指使者，是不受憲宗寵愛的郭皇后即郭子儀孫女郭氏和其子太子李恒。

憲宗駕崩后，元稹寫下《憲宗章武孝皇帝挽歌詞》3首。詩中“天寶遺余事，元和盛圣功”等語，將憲宗元和中興與玄宗天寶盛世相提并論，無疑是對憲宗中興功業(yè)的最大肯定；而憲宗王業(yè)不終，與玄宗引爆安史之亂，亦是“異曲同工”。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著有《水運與國運》《大唐二十一帝》《選賢：〈資治通鑒〉中的用人得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