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2022年敦煌考古編制崗位報名者棄考的新聞沖上微博熱搜。有專家表示，考古熱是一股社會潮流，只是隨著人們對歷史的了解增多，對考古的關注度提高了，而真正從事考古的人從來都是少數群體，關注度與專業從業者之間并不是正比例關系。

近幾年，社會上掀起了一股考古熱。以敦煌莫高窟來說，不管是游戲還是文創，產品層出不窮，且都獲得了不俗的反響，敦煌已然成為了人們喜愛的大IP。

不過考古熱并不代表科研單位招人就容易，近日，關于2022年敦煌考古編制崗位報名者棄考的新聞沖上微博熱搜。有專家表示，考古熱是一股社會潮流，只是隨著人們對歷史的了解增多，對考古的關注度提高了，而真正從事考古的人從來都是少數群體，關注度與專業從業者之間并不是正比例關系。

新京報記者就此與敦煌研究院研究館員、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小剛進行了對話。

做考古，就是鋪設研究的地基

新京報：可以說一代一代的考古人在敦煌研究上為后人不斷打下了基礎，那么，敦煌研究院考古所近些年的人才儲備如何?

張小剛：敦煌的學術史中，始終有一群人在從事最基礎的研究工作。歷史賦予他們的學術使命就是鋪設研究的地基，猶如為一座城市建造地下工程。它不為人見，也不起眼，但是只有地下工程足夠堅實，城市地面以上的工程才能得到保證。

這幾年考古由冷及熱，是全民切身感受到的。比如敦煌，千年IP出圈成了新網紅。高考考古熱、考古類節目熱播、對考古新發現和新研究成果的關注、對文物保護重視程度的提升等，均體現出考古學的社會意義在國內不斷增強，真正喜歡考古學科的人數也不斷攀升，從大環境來講，現在確實是中國考古學的黃金時代。

但是真正從事考古的人從來都是少數群體。比如我吧，2000年從武漢大學考古專業畢業來到敦煌，在我之前武大來過一人，但之后的20多年里，再沒有了。目前考古所人員緊張，只有20個人左右，即使其他工作全都不做，只做石窟考古報告，這些人員依然是不夠的，所以就會出現做了石窟寺考古報告會影響田野考古，做了田野考古會影響石窟寺考古報告。

按照相關規定，敦煌研究院每年都會整合各部門用人需求，向省級主管機構提出招聘計劃，來招急需緊缺專業人才，主管機構審核通過招聘計劃后，發布招聘公告，組織筆試、面試，最終確定錄用人員。這些年，我們考古所報考的人時多時少，比如2017年，招兩人，報名考試的有五人，筆試達到最低控制線的就一人，最后通過面試錄取了一個，浪費了一個名額。比較好的情況是2020年，一次性就招到了三個。

據我了解，各個地方的大所，尤其省所這兩年增加了不少的編制，比如有的省從原來不到幾十個人的編制擴大到了二三百人，這對全國的考古行業來講是個好事情，國家、地方都很重視，給考古更多的名額和經費，但我心里可就打鼓了，考古專業的畢業生一年就那么多，內地條件好的地方招的人越多，客觀上我們這個地方就更難招了，同在一個省的省所，招人情況也比我們好很多。今年我們計劃招一個考古的崗位，剛開始有五六個人報名，還是不錯的大學，結果一下來全缺考，一個都不來，名額又浪費掉了。

新京報：有部分網友認為，由于敦煌研究院招聘門檻高，再加上地處偏僻，工資待遇不如發達省份，因此才會出現這種情況，是這樣的嗎?

張小剛：事實上是考古這個崗位的學歷要求我們放得并不高，一般來講敦煌研究院招生都是從研究生起步，院里鑒于我們是緊缺專業，同意我們招聘考古專業畢業生的時候從本科生起步。但是由于考古是一門專業性非常強的學科，必須要受過專門的考古學訓練才有能力承擔相關的考古工作，所以一般沒有辦法用其他學科的學生來代替。

新京報：現在敦煌考古人的生活條件怎么樣?

張小剛：我是武漢人，22年前我剛到敦煌的時候，氣候干燥、風沙頻繁以及南北飲食差異等帶給我很大的不適，至今我仍然記得剛來到敦煌不久在大漠里進行田野考古時被烈日暴曬，漫天風沙包圍的窒息感。常常是到遺址挖掘現場不到半個小時就會變成了土人，眼睛睜不開，鼻子里嘴里都是沙子。但當自己全身心投入到敦煌學和石窟考古的學習和研究當中后，這些就顧不上了。

一代代的敦煌考古人普遍存在的最大問題是成家后子女的照顧問題以及教育問題。我和我愛人是雙職工，孩子不滿一歲就被送到我愛人甘肅會寧農村老家里一直待到8歲，我們休假請假出差才能過去看一下，因為是在農村，孩子沒上過幼兒園，5歲還在玩著泥巴就上了小學。孩子現在已經上大學了，但是我愛人還在經常為此揪我的小辮子。

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有25公里，現在，研究院在敦煌市區和莫高窟都有家屬院或公寓樓，大家也慢慢都有了私家車，各方面的條件好了很多，敦煌的學校教學質量也是可以的，但對現代年輕人來講，敦煌畢竟不是大城市，也有不少人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去了其他單位，或是離開了敦煌。

敦煌石窟考古的重任

新京報：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實踐經歷了哪些階段?

張小剛：1951年1月，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與弘揚工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963年，研究所迎來了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的樊錦詩、馬世長等，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得到了加強。1981年，研究所下設考古研究室、美術研究室、遺書研究室、保護研究室等。1984年，經甘肅省政府批準，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室也相應升格為考古研究所。

擴建后的敦煌研究院擴大了編制、增設了部門，匯聚了更多人才。

新京報：石窟寺保護利用工作是我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之一。敦煌石窟考古在全中國石窟寺考古界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張小剛：我們知道樊錦詩先生主持的敦煌石窟分期斷代的學術成果既完成了對莫高窟北朝、隋代、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斷代，確定了一批洞窟本身的時代，揭示了各個時期洞窟發展演變的規律和時代特征，還為敦煌石窟的各項人文學科研究奠定了時代基礎，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石窟寺考古是石窟寺研究的一項基礎性科研工作。石窟寺考古報告就是對石窟遺存進行全部、客觀、準確、翔實的文字記錄，考古測繪(繪制實測圖)，高清拍照和題刻拓片收集，編寫和出版報告，搭建全息基礎資料平臺。做考古報告是為推動石窟寺的深入研究，為推動人文科學研究，提供所需要的可靠資料，為石窟修復乃至石窟坍塌后的修繕與復原提供依據。

撰寫莫高窟的考古報告是一項極其艱苦的任務。成千上萬個形態、風格各不相同的佛造像都需要考古人員進行一一單獨的辨識考證與正規記錄，一些損毀的壁畫更需要大量時間查閱資料，考證清楚，才能寫出科學、完整、系統的考古報告。

樊錦詩先生曾經說過，考古報告這個課題，聰明的人不愿意做，不聰明的人做不了。做起來費勁時，一輩子放進去都不夠，可它的意義無比重要。

2011年《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出版，十一年后，今年84歲的樊錦詩先生仍親力親為主持的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目前已在校改中，明年出版。

除了分期斷代和考古報告，這些年田野考古也在持續加強，尤其是彭金章主持的莫高窟北區窟大規模的清理發掘，揭示了莫高窟在公元4世紀-14世紀不僅持續不斷地修建了南區眾多的禮佛窟，而且還在北區修建了僧眾從事修行和生活的洞窟，組成了統一、完整的石窟寺全貌。

可以說，在敦煌工作的二十多年時間，我見證了敦煌乃至全中國考古事業的飛速發展。

研究院的人才培養之道

新京報：敦煌研究院的人才培養，或者說留人之道是什么?

張小剛：怎樣留人我們一直在考慮，三種手段并行。一是待遇留人，想盡辦法提高待遇。2004年樊錦詩先生還在當院長的時候，曾經找到甘肅省委省政府去要政策，說當時研究院的條件與大城市差距太大了，不提高待遇，不但招不來新人才，連現有的研究館員、博士也留不住了。敦煌研究院成了甘肅省事業單位里第一家實行崗位津貼制的，平均一個人多了一千多元錢，軍心一下子就穩下來了。

不過，待遇再怎么提高，我們也沒法和大城市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城市相比，這是客觀現實原因，也是沒辦法改變的。純粹靠待遇，也是不現實的。所以二是靠情感留人，營造一個風清氣正，團結和諧，積極向上的單位氛圍，研究院像個大家庭一樣，讓大家能感受到集體的溫暖，彼此關心。

因為做石窟寺考古報告太辛苦，每到年底，樊錦詩先生都會請考古所全員吃飯，平常更是把別人看望她帶來的水果等分給剛來所里的年輕人。我記得有一年院里接待游客的部門特別辛苦，樊院長就拿自己的卡去銀行取出一大包錢來，請100多個講解員吃飯。

三就是事業留人，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這里你有專業的事可做，有大量的研究資料，只要你有興趣，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可以取得突破性的學術成果，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內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尊重和認可，為中國學術事業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敦煌學博大精深，我們占據著得天獨厚的地利優勢，沒有理由在敦煌石窟研究方面不走在世界前列。我們要有這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新京報：你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張小剛：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護方面已經建成全國一流的平臺，考古方面還在起步階段，接下來會努力完善敦煌研究院考古工作的體系，在加強敦煌石窟考古研究的前提下，也會帶領團隊積極承擔敦煌及其周邊的田野考古工作，除了敦煌石窟范圍內如莫高窟崖頂與大泉河兩岸遺跡周邊成城灣、采石場、五個墩等遺址外，還會對古代敦煌地區的古城址、古墓葬等其他古代遺址進行調查、清理發掘和研究工作。

我們還會進一步開闊敦煌青年考古工作者的視野，提高大家的研究能力，培養新一代的敦煌石窟考古專家和學者，使敦煌考古事業做到后繼有人，薪火相傳。

新京報記者 劉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