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賓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北京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長城學會副秘書長等。主要從事隋唐五代史、中國中古民族關系史（含長城學）等領域的研究。發表專業論文160余篇，出版學術專著《唐朝朔方軍研究》《墓志所見唐朝的胡漢關系與文化認同問題》等多部。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榮獲全國“寶鋼優秀教師”、北京市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等稱號。主講的《唐史五講》《唐史四講》分別入選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和一流課程。

　　西安大明宮丹鳳門。新華社發

　　北京金中都公園濱水步道。 牛云崗攝/光明圖片

　　游客在開封清明上河園景區游覽（2016年攝）。新華社發

在中國王朝興衰嬗替的過程中，唐宋這兩個朝代以其紛繁復雜且前后迥然有別的變化而被人們談起，也引起學術界的持續關注。我在撰寫《內源型變遷的王朝權力結構——王賡武〈五代時期北方中國的權力結構〉書后》《河朔是什么？——作為地緣政治的區位特征》等論文時，頗能感覺到唐宋期間各項具體歷史事件背后隱藏著都城轉換帶來的重大“變故”，這也成為我們今天這個講座的題目緣起。

都城位移的重要意義

都城轉移背后隱藏的唐宋兩個王朝走向，實際上也是7至10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發生變遷的表征，這背后又潛伏著農耕社會與草原地區乃至東亞整體諸種關系的變化。這種由表及里、內外聯動，都可以通過都城位移這一現象得到不同程度的揭示，它的重要價值就不言而喻了。關于這一問題，前人間或有所討論，我這里只列舉兩個對我思考有促進作用的案例做參考。

首先是清人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對唐宋元明清歷代王朝都城變化的相關討論。

其次是毛漢光先生的論述：

縱觀中古時期核心區與核心集團之成立與轉移，自拓跋氏以云代地區為其核心區，以國人為其核心集團，至北齊亡，約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結胡漢關隴集團，以關中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寶時，亦約略二百年；自安史亂起，河北河東河南等地之職業軍人成為北中國各地藩鎮的統治集團，統一而成為各王朝之核心集團，而魏博汴梁一帶成為核心區，至北宋建國，亦約略二百年。（毛漢光：《中古核心區核心集團之轉移——陳寅恪先生“關隴”理論之拓展》，《中國中古政治史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第22頁）

趙翼和毛漢光二人對此的關注，雖然時代略有差異，但都涉及中古時期王朝的經略與地域之關聯；都城作為國家政權的樞紐，它的轉移就是王朝重心乃至結構的變動。毛漢光將都城的轉向解釋為權力斗爭與博弈的結果，這觸及了都城位移的本質。那么，就唐宋王朝前后更替與銜接這數百年的都城之轉變，我們可以從中獲得哪些認識呢？

定都長安預示的唐朝政權之建構

如果從唐朝講起，它創立的那一天，就開啟了一個以長安都城所代表的關中為中心、（函谷關以東的）關東為輔佐、江淮為兼納的，三位一體且混融胡漢眾多人群為一的王朝政權建設道路。這主要表現在唐高祖和唐太宗初期對中原農耕地帶的經營之中；隨后唐太宗和唐高宗又在這個基礎上相繼征服東西突厥、收降鐵勒諸部等周邊胡系勢力，確立了將長城東西南北并合在一個異質性大型王朝之內的格局。

為什么唐朝能夠超越以往中原王朝國家的傳統格局呢？通常的理解是，這屬于“大一統思想”的踐行，是李唐皇室為代表的統治集團“胡漢混融”思路及其方針政策頒行帶來的結果。情況的確如此，但是如果沒有此前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漢系與周邊各族勢力的相互混合交融，唐朝顯然是做不到這一點的。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群交往為后續容納廣泛的唐王朝奠定了基礎，這可以揭示出中國表征的東亞古代王朝“累積性建構”的基本特質：第一，王朝的相互轉換，通常是后者通盤繼承前者并延此順行發展；第二，漢系王朝解體之后，周邊異質性力量一旦崛起或強盛，也常常參與中原的角逐并與之匯合，其“果實”隨之被后起的王朝全盤接收進而開啟“坐大式”的建構道路。

正是在跨越中原內外、兼納胡漢各系人群的“循環式”衍進中，中國王朝更替之后的再建構就呈現出超越前者的趨勢；一旦這種建構達不到規模或局限在某個特定地域，抑或當它衰竭之時，就會被能量更大的后起者所替代。換言之，自秦朝開始，古代中國王朝的演變就形成了這樣的模式：王朝前后的更替多是后者延續前者而非改弦更張，整體上呈前后延續而非斷裂之傾向，單個王朝雖然存時長短不一但被整體的延承所遮蓋，前后貫通、“大一統”就成為它的基本特性。這是我們對中國古代王朝歷史演進的一個總結。

如果想更清楚地說明它的特性，東西方的對比或許是一個理想的參照。圍繞地中海建立的羅馬帝國，它的多人群組合、多地域連接、多文化聚合形成的超越式帝國，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與東亞秦漢隋唐王朝有對應和參考的價值。就單獨帝國的延續而言，羅馬帝國存續時間之長久，超過中國歷代的任何王朝（這個問題值得單獨研討，不在我們今天講座的屬限），然而羅馬帝國東西分裂之后各自解體，要么是被歐洲境內其他王國、公國和諸侯延承，要么就被奧斯曼王朝推翻；即便是歐洲隨后崛起的王朝帝國的新格局，也多是在日耳曼主導的勢力統轄之下，與羅馬帝國不發生直接關聯（盡管有統治者口頭或書面的承諾）。

這又與古代中國王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為什么歐亞大陸東西兩端國家的建構有如此的差別？這是一個令學術界感到頗有意思的話題。限于條件，我們這里無法給出詳細答案，但曾經的羅馬帝國的不同發展模式，至少能夠為我們理解中國王朝的“累積性”特征并做出闡釋，提供一個有益的參照。

長安王朝結構被沖擊

如前所述，唐朝經過高祖、太宗和高宗幾代人的打造，發展成了一個跨越長城東西南北的復合式大型王朝。但是，這種超越的構建并非一帆風順或者沒有代價和風險，實際運行中充滿了矛盾和博弈。這主要表現在，東西突厥被擊敗之后，唐朝采納了羈縻府州的行政設置，外加都護府等軍事建置予以協防，這些手段在當時可謂“因地制宜”、手法高明，可是仍無法平穩周邊（尤其北部）的形勢。究其原因，在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方式與中原傳統的不兼容，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唐朝具有統合長城南北建構異質性復合型王朝的能力，但缺乏統轄這個大型王朝的持續性能量。周邊突厥等勢力的不斷反抗和叛亂，最終導致他們重新立國，加之吐蕃在西部不斷進逼，契丹、奚這些勢力首鼠兩端，使得唐朝左右應付，難以平復。

為了抗御周邊外族勢力的騷擾和攻擊，唐朝被迫調整周邊政策，放棄前期的攻勢戰略轉而全盤防守，節度使大軍駐防邊區、固守一方以拱衛中原腹地的形式就被制度化了。但它給予節度使權力的招法又強化了節帥個人對軍隊的控制，安祿山就利用身兼三鎮節度使的機會興兵造反。唐朝出自鎮壓的目的設立更多的節度使，結果在叛亂結束后，這些節度使體制照舊存續，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唐朝對全國的控制不復存在，朝廷一統化的權威被嚴重削弱了。

唐末都城自西向東的長距離轉換

一統結構破損形勢下的唐朝，從此就沿著長安試圖恢復權力、節度使分隔的道路彼此博弈下去。在這種局勢下，都城長安的重心開始弱化——到了晚唐，都城長安的地位下降逐漸分明，它先是被洛陽取代，隨后轉向東部汴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自西向東的長距離轉換。

都城是古代王朝權力的集中承載和表現，它位置的變化實質上就是王朝權力重心的轉換。后期唐朝都城權力的下滑，是東部節度使力量上升造成的。河朔三鎮先是以強悍的割據與朝廷對立，將這種權力格局的重心由關中帶向河北；雖然他們的力量沒有獲得持續性跟進，但隨后朱溫、李克用這些中原、代北等勢力接踵而起，不論他們是打著勤王旗號還是另立山頭，都在消耗著都城長安的政治能量，最終演變成朱溫推翻唐朝取而代之。崛起于中原腹地的朱溫勢力，將后梁之都定在汴梁（今河南開封），進而改變了此前的長安傳統，王朝權力的重心就此轉向東部，雖有五代諸朝洛陽、汴梁的短暫更迭，汴梁終被立國長久的北宋所確定。

但事情遠不止于此。當中原王朝完成了都城西—東向的轉換之后，長城以北崛起的契丹勢力緊步中原后塵，開啟了建立政權的道路。契丹勢力所處的地理環境兼有游牧和農耕，這個以游牧集團為核心建構的王朝，既有別于傳統的中原，也不等于純粹的草原，而是合二而一，這就意味著，中原以外的政權走上了與中原傳統對接的軌道。雖然不乏前例，但當時契丹遼朝具有的威力和能量，足以撬動同時的中原王朝立國之根：它無論從族群的統合還是地域的據有，都分成了南北有別的兩個區域，進而與北宋構成了新型的對峙格局。此后黨項人建立西夏政權，與東部二者鼎足而三。到了女真金朝崛起，其都城從東北縱深之地移向燕京（今北京城西南，稱中都）并輾轉汴京（即今開封，又稱南京），在一統化元、清王朝的續接中，終將華北的幽州（北京）視作王朝的核心腹地。這意味著，原來的西—東向都城轉移標的的中原王朝權力博弈框架被突破，一股新的具有草原游牧氣息的勢力步入其中，以多族群多文化的異質性王朝遮蓋了中原政權結構的“單一”。

都城位移的歷史考察

作為“史實”層面的歷史，上述所有內容都不陌生。但我們認識這些歷史并不等于理解了它們。我們所談及的都城西—東向再北上進入華北的轉型，背后隱藏著什么？又該如何清楚地予以闡釋？這些都是這段歷史值得關注的問題，正是它們構成了這段歷史演進的一條主脈絡。

我對都城轉換背后的特性是這樣解讀的：

第一，都城首先是王朝統轄和經營的核心，具有發動機之功能；它展現的是王朝的政治運作，體現出權力及其衍生的關系，都城直接跟王朝的政治掛鉤。王朝國家運行需要諸多條件和手段，但都要通過都城進行調度和傳達。也就是說，王朝的都城是統治集團發號施令的地緣依托，沒有政治及其運作，也不會有都城之存在。就人類的政治運行而言，政治運作通過社會組織得以展開，王朝國家是人類社會組織高度發展的表現；王朝對社會的組合與控制，需要權力這種手段或媒介，它按照自己的意愿組織社會、經營國家，這個權力的掌握者就是統治集團，這個集團依托都城而施展權力。一句話，都城的本質表現在：它是權力及其釋放能量的地理承載。

第二，王朝權力的釋放有著確定的對象。在王朝國家的范圍內，權力的掌握者即統治集團，權力施加的對象則是王朝范圍內的民眾（或百姓）。“權力”本是一種抽象概念，它若沒有確定的對象就不能落到實處，以個體組合的人群倘若與權力結合，這個權力就從概念變成了可具操作性的方法和手段。政治權力就是王朝國家通過建立政府這種形式行使的權力，它將囊括的人群按照權力設定的目標予以管理。如此來看，權力一定與人群結合才有意義和價值。

由于人群的多寡、文化同質抑或異質的組合，決定著王朝國家建構的“單一”還是“多元”。古代王朝的多族群、多文化和異質要素的構成，既是普遍的現象，也是它的特性；唐朝，尤其是兼跨長城南北的前期唐朝，更具有這種多樣性特質。所謂“異質性”，最核心就是人群的多樣化形態。正如我們之前所說，人群既是王朝權力的出發點，也是歸宿點，權力所代表的王朝國家正是因為有了人群才有存在的必要。單一人群組合的王朝國家具有單一特性，中國歷史上的王朝更多地表現為漢系人群占據主體的時代，以秦、漢、三國、兩晉南朝、南北宋和明朝為代表，當然這些王朝也不是純粹的“單一”，這里只是大略而言；至于北朝、遼、金，尤以元朝和清朝為突出，均由胡漢各系人群組成，系多元化異質性王朝之建構。如此看，權力與人群之關系，決定著王朝國家的“單一”抑或“多元”特性。

第三，有了權力及其施加影響的人群對象，還不足以解釋二者關系的全部：二者的對應及其聯系勢必要坐落在一個特定地區，于是，“地域”“地區”這類地理單元就成為不可或缺的另一個要素。地球上的陸地是人類迄今為止據以活動的主要場所，它的面積雖不能與海洋相比，卻足以承載前現代人群的一切活動。然而能為古代大型王朝（帝國）施展活動的并非所有地區，早有學者指出，各大洲的軸線一帶才能為耕作種植的人群組建國家提供適合的場所（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謝延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6年，第172—188頁）。

東亞的中國古代王朝無疑是其中一個突出的典型。以黃河、長江流域為表征的廣袤的耕作地帶，為大型王朝的塑造提供了超越其他地區的便利條件，地中海的四維也以優勢的地緣塑造了規模性王朝，西亞的兩河流域、北非尼羅河流域乃至南亞的恒河、印度河流域等地，也能比較充分地滿足中型以上的王朝建構。但就中國這片地域而言，誠如人們熟知的那樣，東向西分別由平原盆地、黃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乃至河西走廊以西高原的三級地貌組合，其中又以黑龍江至云南呈東北—西南走向的自然環境分隔，它的東南是適宜農業生產且廣袤的耕作地帶，西北更廣闊的地區分布著高山、草原和沙漠。自然環境決定下的人類生計，出現的是農耕與游牧迥然有別的生活方式，它在將所屬地區人群聚合增強的同時，又促成了彼此畛域的分別。

于是我們看到的是：無論這條自然帶的東南部還是西北部，都為古代大型王朝的佇立提供了優越條件。唐朝主體部分的中原耕作地區，很早就出現了夏朝的政權建構，經過后代的持續發展，衍化成東亞的王朝模式，成為古典世界格局中的一個典范。繼承這一歷史脈絡的唐朝又將中原四周尤其北方草原的勢力納入王朝之中，塑造為一個異質的巨型國家。它的重要意義就體現在，王朝的權力超越了耕作地帶而囊括了東亞世界的東西南北。雖然唐朝沒有能夠持續長久，但隨后其他勢力崛起并在博弈之中不斷通過地緣的伸縮和轉移獲得新的釋放，權力與地域的聯系就超出了中原畛域而擴及周邊。這再一次表明：南北廣闊的地域給予了古代中國王朝政治權力以更大的空間伸展，這種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區似不多見。

第四，由此，我們對都城位移背后權力與族群之關聯的總結是：唐宋至金元王朝（限于中古時代）都城西—東—北的位移轉換，展現出了權力博弈，它是權力運作的結果。但是這個“權力”，早已從概念的抽象變成了王朝運作的現實，王朝的興替將權力的行使具體化了。作為承載和經管王朝政治核心的龍頭，都城受制于權力的支配既直接又首當其沖——都城位置的轉移，表明的是王朝經營和運作重點的轉向，它又催發了政治結構的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權力的轉移與王朝結構的調整，所有指向都是王朝架構之內的人群。也就是說，權力的掌握者是人群（少數），它的指向同樣是人群（多數），人群是權力存在的基礎，王朝都城背后浸透的權力關系最終依賴的也是人群。中古時代發生的王朝都城的西東向轉移，表明的是這一結構內權力支配下人群走動的關系，因它多表現在漢系主導的人群范圍，屬于中原框架里的調整。但當都城從南轉向北，就發生了性質變化，這是因為轉換的主體人群發生了變化的緣故。北移的支配力量除了漢系人群外，更主要的是異質性游牧族群及其勢力的介入甚至主導，這突出地表現在遼、金、元王朝的前后替代之上。無論怎么解釋這段歷史及其衍化，權力將多系人群兼并納入，各路人群的介入又增大了權力的行使，應該說是這個時代一個具有主導性和支配性的現象。

古代王朝的人群行使權力以及被權力所支配，都要落實在特定地區才能表達，也就是說地理環境是人群活動與權力釋放的空間承載，他（它）們關系之密切不言而喻且自古如此。

但這并不是我們要探求的目標，我們關注的是古代王朝地域伸縮與權力、人群三者之間呈現何種關聯。首先必須說明的是，地域在人群和權力二者面前是被動的，不具有話語權，權力、人群二者發生各種關系固然依托地域、甚至反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但后者始終處于被動而非主動。原因不言自明，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我們涉及的這段中古歷史中，唐朝前期由胡漢結合主導的權力，通過大型王朝的建構，將長城以外的廣袤地區納入；后期的唐朝遭受邊外勢力的攻擊和騷擾，被迫收縮而退回中原；唐朝解體后，胡漢人群的分解又造成權力的彼此對峙，在各自政權建構的狀態中，地域被王朝所分隔；然而權力又在一統王朝的伸張中，將這些分隔的地區重新整合到一起，其規模更加擴大。地域跟隨權力與人群的博弈而伸縮，其關聯至為分明。

基于上述認識，我們對三者的關系做如下歸納：

古代人群對人群的支配主要通過“權力”這一媒介而表現；在高度發展的社會組織里，這個權力就是王朝國家，它的目標是將人群組合在國家的范圍內按照既定方針運行；同時，古代人群與權力的關系及其博弈必須依托特定的地域，地理環境就成為必要條件。這三者既相互配合又矛盾叢生，構成了王朝國家的基本特質，國家亦依此而行。

都城代表的是王朝國家（權力），它的位移首先是權力的轉向，但權力又依靠人群關系及其變化，人群的單一抑或多元，決定著地域之伸縮。這三者互為依托、彼此制衡并有效連接，三者之平衡成為國家經營的基礎和條件，倘若其中的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就會影響另外的環節，一旦平衡被徹底打破，王朝的命運即告結束。這就是我們對三者關系的概括，也是對中古時代都城轉向背后的實質與特性的認識。

演講人：李鴻賓 演講地點：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演講時間：2022年3月

（該講座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通識課程“中國史學科前沿及理論方法”之第一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