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漢唐畫全集》之周昉《簪花仕女圖》（局部）浙江大學出版社供圖

《溪岸圖》《歷代帝王圖》《搗練圖》……日前，由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浙江大學和中國美術(shù)學院共同主辦的“盛世修典——‘中國歷代繪畫大系’先秦漢唐、宋、元畫特展”正在浙江美術(shù)館舉行，集中展示了1500余件先秦漢唐、宋、元畫精品的出版打樣稿檔案，讓觀眾一飽眼福。

據(jù)悉，“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以下簡稱“大系”）由浙江大學、浙江省文物局編纂出版，啟動于2005年，是一項規(guī)模浩大、縱貫歷史、橫跨中外的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大系”利用先進的攝影與圖像處理技術(shù)，對海內(nèi)外260余家文博機構(gòu)的12479件（套）中國古代主要繪畫作品留影存形。在此基礎(chǔ)上，“大系”團隊以66卷240余冊的宏大體量，推出《先秦漢唐畫全集》《宋畫全集》《元畫全集》《明畫全集》《清畫全集》五大全集，全景式再現(xiàn)了中國古代繪畫的發(fā)展歷程。

龐大的數(shù)字背后，是“大系”團隊數(shù)十年如一日在采集、整理、編撰、出版等工作上的精耕細作和艱辛付出。特別是在搜集流散海外的中國古代繪畫作品時，他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

打造傳世之作

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副主任金曉明，自2005年至今，一直參與項目的編撰、海外搜集等工作。他告訴記者，這一文化工程是從最早的“兩岸故宮博物院宋畫藏品”擴大為《宋畫全集》，到2010年拓展延伸為“中國歷代繪畫大系”項目。

為什么從宋畫開始？“宋畫是中國繪畫史上的高峰。但年代久遠，所謂紙壽千年，如果我們再不做搶救性整理，這些現(xiàn)今存世的作品很可能因為災害等各種因素遭到損壞。”金曉明說。

千百年來，中國古代繪畫在各個時代經(jīng)由各種形式流傳到世界各地。不同地區(qū)的收藏呈現(xiàn)出不同特點。例如，受到佛教禪宗的審美偏好影響，日本的收藏品中有大量佛教題材作品；而歐美地區(qū)、尤其是美國的收藏歷史較短，其主要途徑是收藏中國藏家的藏品。“多元的收藏偏好和方式，使得各個地區(qū)的收藏具有互補性。因此，收集整理流散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古代繪畫，對于了解中國繪畫全貌具有重要意義。”金曉明說。

然而要確定海外藏品的收集名錄并不容易。與現(xiàn)在便捷的信息搜索相比，2005年還遠未達到數(shù)字信息化。不少海外資料只能從文獻、研究成果、各大博物館的展覽目錄，以及各種各樣零散的信息中去排查、梳理和匯總。同時，團隊與海內(nèi)外藝術(shù)史專家充分討論，最終編寫出《宋畫全集》的收集初目。

以傳世之心打造傳世之作。項目團隊早在2005年就以此為定位。“我們一開始就力求‘世界一流’，希望10年、20年，甚至更長時間都不會落后。因此，確定的技術(shù)標準在當時也是超前的。”金曉明說，比如盡量采用8×10英寸大畫幅相機對原作進行拍攝，以呈現(xiàn)繪畫豐富的層次感。金曉明告訴記者，在17年后的今天，這一標準仍然沒有被超越，居于業(yè)界一流水平。

超前的技術(shù)標準意味著超高的操作難度。如何叩開海外文博機構(gòu)的大門、讓他們同意以此標準采集藏品，成為擺在項目團隊面前的一道難題。

　　《宋畫全集》之宋徽宗《紅蓼白鵝圖》（局部）浙江大學出版社供圖

堅持不懈溝通

“大系”團隊現(xiàn)在的海外聯(lián)絡負責人林李碩告訴記者，申請拍攝圖像時，大部分海外文博機構(gòu)都會問的一個問題是：為什么你們的出版物需要如此高清的圖像？

因為使用這么高清圖像的出版物極為少見。為了給讀者和研究者提供一種最大限度接近原作的可能，“大系”通過整體圖、原大圖和局部放大圖三個層次來展示作品。“大系圖書單頁是30.5厘米×43.5厘米的大開本，局部圖會顯得非常大。”林李碩說，因為不僅要盡可能地還原水墨的層次和筆觸的質(zhì)感，還要清晰地展現(xiàn)題跋和印章等細節(jié)之處。

高標準拍攝意味著原作需要全部打開。而每一次打開，對于歷經(jīng)千百年滄桑的原作來說，都有一定風險。

為了說服海外文博機構(gòu)開放拍攝，“大系”團隊經(jīng)歷了諸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林李碩清楚地記得，2017年與加拿大國家博物館聯(lián)系拍攝其館藏的石溪《石室三溪圖》的情形。“對方一開始不同意提供高清圖像，我們就專門寄了一本《元畫全集》樣書過去，讓他們了解‘大系’項目圖書高質(zhì)量水準，并不厭其煩地向他們講述‘大系’對于文化發(fā)展、對于世界文明交流互鑒的意義。”林李碩說，靠著這樣堅持不懈的溝通，事情才出現(xiàn)了轉(zhuǎn)機，加拿大國家博物館經(jīng)過多次會議討論，終于同意按照“大系”標準拍攝。

漸漸地，“大系”團隊與越來越多海外文博機構(gòu)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guān)系。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shù)館保存極好的敦煌吐魯番遺畫，能夠很好地反映中世紀時期摩尼教、佛教在我國西域地區(qū)傳播、演變的歷史。2017年9月，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shù)館開始搬遷，其官網(wǎng)顯示不再接受任何拍攝申請。“因為長期合作，他們在搬遷期間依然幫忙拍攝尚未動遷的作品，還主動聯(lián)絡策展人，提供學術(shù)資料，并盡可能地幫忙確認作品信息。”林李碩說。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很多海外博物館停止開放，甚至開始裁員。然而許多機構(gòu)還是給予“大系”大力支持。例如2020年閉館時間長達半年的大英博物館，在反復開館、閉館的情況下，于2021年4月完成了全部390多件敦煌繪畫藏品的拍攝工作。林李碩告訴記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fā)期間，與“大系”團隊保持聯(lián)絡的海外文博機構(gòu)仍然有40余家。

　　《元畫全集》之謝楚芳《乾坤生意圖》（局部）浙江大學出版社供圖

跋涉千山萬水

如果說堅持不懈的溝通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那么接下來的走遍千山萬水采集圖像，更考量著“大系”團隊耐性和韌性。

除少部分圖像采集委托文博機構(gòu)按照技術(shù)標準拍攝外，大部分圖像都需要“大系”團隊親自拍攝。

存于日本的中國繪畫，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近百家收藏機構(gòu)。其中，四進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拍攝其鎮(zhèn)館之寶、（傳）五代董源代表作《寒林重汀圖》，成為“大系”團隊至今難忘的經(jīng)歷。

2006年，在取得聯(lián)系后，團隊兩人扛著設備、爬著山路，來到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由于對方提供的底片達不到“大系”的要求，又不同意重新拍攝，談判在3小時后失敗。團隊沒有放棄，第二次按預約再去，依然沒有談成。回國后，團隊反復去信表明心意，日方終于同意拍攝一張整體圖，于是有了2007年第三次“黑川”之行。

金曉明在2007年接手了日本藏品的搜集整理工作。彼時，他與同事在“黑川”完成《寒林重汀圖》整體圖拍攝后，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長來了。“我向他解釋為什么我們需要拍攝大量的局部。在中國繪畫里，除了整體感、氣息以外，很多筆墨的細節(jié)能說明作品的真?zhèn)巍⑺囆g(shù)水準等。”金曉明說。所長被團隊的精神感動，同意在理事會會議上幫助陳述補拍局部畫面的理由。2008年7月，團隊四進“黑川”，終于將所需局部拍攝完成。

從2005年到2015年，承擔日本藏品拍攝的團隊幾乎每年都數(shù)次赴日。他們背負著100多公斤重的設備和行李，跑遍了70%的日本縣，遭遇過臺風、地震。不過令他們欣慰的是，收藏在日本的中國唐、宋、元繪畫以及代表性的明清繪畫，基本都收入了“大系”。

“大系”入編藏品所在的文博機構(gòu)長長的名單，印證了團隊遍布世界的足跡。

海外搜集也有令人意想不到的驚喜。2015年4月，“大系”團隊在柏林國家博物館亞洲藝術(shù)館拍攝夏昶的《湘江春雨》圖卷時，臺灣學者王靜靈和他的老師魏志強指出，畫卷上有5個指紋，他們認為只有在墨跡未干時，才能留下如此清晰的指紋，因此這5個指紋很可能來自畫家本人。“大系”團隊用高清攝影記錄下這一新發(fā)現(xiàn)的細節(jié)。

　　金曉明在日本寺院拍攝元畫　受訪者供圖

化身千百入萬家

在“大系”團隊的努力下，收藏在海外的、包括敦煌藏經(jīng)洞和黑水城繪畫在內(nèi)的3569件（套）中國繪畫精品，通過數(shù)字化方式與國內(nèi)8910件（套）藏品匯聚，共同構(gòu)成了縱貫兩千余年的中國古代繪畫的恢宏圖景。

“從宏觀層面來講，把海內(nèi)外中國古代繪畫藏品匯集在‘大系’，本身就是一個團聚；從微觀層面來講，可以說是某一個時代的作品的團聚，某一個作者的作品的團聚，或者某一件（套）作品的團聚。”金曉明說。

例如，“大系”匯編了包括北京故宮博物院《瀟湘圖》、上海博物館《夏山圖》、遼寧省博物館《夏景山口待渡圖》、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寒林重汀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溪岸圖》等在內(nèi)的7件（傳）董源畫作。這些作品風格差異巨大。因為有了“大系”的系統(tǒng)整理、匯集出版，學者才能在以后全面分析、一一比對的深入研究中，讓董源的形象不斷地清晰起來。

“大系”收集的圖像中，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比如原作被分為4段、分別藏于美國4家博物館的五代南唐宮廷畫師周文矩的《宮中圖》，此次重新收錄在了一起。又如乾隆“四美”的重聚。當年乾隆帝把最喜歡的四幅名畫珍藏在紫禁城建福宮的靜怡軒。如今這四幅畫中，東晉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卷》藏于大英博物館，宋代李公麟的《蜀川圖》藏于美國佛利爾·賽克勒美術(shù)館，宋代李氏的《瀟湘臥游圖》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宋代佚名的《九歌圖卷》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它們在“大系”中齊聚，讓觀者有機會一睹“四美”風采。

珍貴繪畫往往存在“藏用兩難”的問題。“大系”為最大限度接近原作提供了一種可能。翻開書頁，不論是鳥雀的羽毛，還是枝頭的嫩芽，微妙的筆觸變化都很細致。現(xiàn)在大部分情況下，不需打開原作，利用“大系”即可滿足基本研究需求。同時，“大系”充分利用數(shù)字化技術(shù)，在很多傳世古畫圖像中成功辨析、提取出原本剝蝕暗沉、肉眼難辨的畫面、題跋及印章，實現(xiàn)了文物藏品的“無損傷”修復，為進一步“活化”利用開辟了新空間。

如今，“大系”編纂即將結(jié)項。浙江大學宣傳部王利劍表示，通過“大系”，浙江大學已經(jīng)搭建了一個研究中國藝術(shù)史的國際平臺，乃至于研究中國歷史的圖像平臺。下一步還將通過海內(nèi)外公共教育以及更多展覽活動，讓越來越多人認識中國燦爛輝煌的古代文明。他舉例說，目前浙江大學已擁有3000余幅有關(guān)佛教題材的繪畫精品，稍作整理就可以全面清晰地展示佛教中國化的歷程，從而借助“大系”搭建的平臺，進一步推動文明交流互鑒，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本報記者 賴睿）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2年03月31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