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帝霸陵發現背后 四代考古人的20年

面帶笑容的陶俑整齊地躺在外藏坑，這是霸陵的115座外藏坑之一。密密麻麻的鋼架支撐著坑體，兩旁保留著“之”字形土臺階，坑底的盜洞清晰可見。后來者們踩著新鋪設的木樓梯，端著相機，一遍遍掃過底下的陶俑。

“陜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為漢文帝霸陵，而非鳳凰嘴。”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正式公布了這一考古成果，解開了漢文帝霸陵位置的千古之謎。

這背后是漢陵考古人數十年的不懈努力。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王學理、吳鎮烽等對江村東和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從葬坑進行搶救發掘；之后，社科院考古所的劉慶柱、李毓芳對西漢十一陵進行系統調查；2001年，黑陶俑被盜，流落美國，幾經輾轉回到西安；2006年，發現江村大墓等大型墓葬，開啟對霸陵具體位置的討論……

追尋黑陶俑

這是一片平坦的黃土臺原，南依秦嶺，北臨灞河。正逢蕭條的冬季，成片的櫻桃林都禿了頭，路邊攤上的草莓被碼進小紅筐，等著稀稀拉拉的過路客帶走。

位于西安東南的白鹿原，因“有白鹿游弋”而得名，又因作家陳忠實的小說而聞名。在這片波瀾不驚的黃土下，埋葬著漢文帝。自元代以來，人們都以為漢文帝霸陵在白鹿原上的“鳳凰嘴”，數代人立碑為證。

2021年12月14日，國家文物局公布，漢文帝霸陵所在地確定為白鹿原江村大墓。

那一天，整個漢陵考古隊都忙得團團轉。考古專家焦南峰和考古隊隊長馬永嬴前往陜西省文物局，線上參與了這一重磅消息的發布；副隊長曹龍則留在白鹿原的考古基地，接待眾多前來報道的媒體；隊員朱晨露為這次發布會忙前忙后，準備各類素材……

“沒想到，這次霸陵的發現會受到這么多關注。”國家文物局的發布會剛結束，曹龍發現考古基地院子已經圍滿了記者，手機上還有一連串的未接電話和短信。

位于江村大墓東北角的15號外藏坑，是記者們必去的打卡點，發掘長度約39米，深約8米。保護大棚之下，密密麻麻的鋼架支撐坑體，兩側還保留著原始的“之”字形土臺階。為了保護文物，考古隊在鋼架一側鋪設了新的木樓梯，拾級而下，上千件陶俑便出現在眼前。

“這是著衣式陶俑，是帝王使用的最高規格陪葬品。”頭戴紅色安全帽的曹龍對著鏡頭介紹，循著他的目光望去，坑底躺著整齊的裸體陶俑，腐朽的絲綢把它們染紅，木質手臂早已不見蹤影。后來者們的腳步變得更拘謹，生怕不小心驚擾了它們臉上的笑容。

往里走幾步，會看到一個直徑三四米的大坑，再走幾步，側面又出現了一個大洞。這是盜墓賊留下的盜洞，被炸毀的陶俑碎片散落四周。

而霸陵的發現，也要從20年前發現的盜洞說起。

2001年，江村大墓及周邊不少文物被盜，非法流入市場。第二年，6件被盜的西漢黑陶俑出現在美國索斯比拍賣行的拍賣圖錄上，即將被拍賣。那些黑陶俑跟江村大墓出土的陶俑一樣，裸體、無手臂。

如何證明黑陶俑是中國的？為什么說它們出土于陜西？如何確定它們源自西漢時期？當時美方提出了11個問題，時任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焦南峰花了兩天時間，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回答。

經過多方努力，在拍賣前10分鐘，終于將黑陶俑從拍賣名單中刪除。

2003年，6件西漢黑陶俑回到西安。

相關部門對其來歷展開調查，發現它們是被盜墓分子從白鹿原上盜取的。在平坦的白鹿原上，竇皇后陵和薄太后陵有著高高的封土。而黑陶俑被盜的地點，在竇皇后陵東南800米左右的地方，地面沒有任何標志。

“我們拿到黑陶俑照片時，就感覺可能跟霸陵有關。”焦南峰回憶，類似的裸體陶俑并不常見，只在帝后陵中出現過。但發現黑陶俑的地點離竇皇后陵太遠，并不屬于其陵園范圍。

黑陶俑的主人是誰？焦南峰心里隱約有了答案，但仍需要一系列工作來證實，“我們考古有個規矩，你要是有疑問，發表文章的時候，就必須要有一系列的證據。”

調查鳳凰嘴

俯瞰白鹿原上的鳳凰嘴，像一只展開雙翅的鳳凰，伸出的黃土梁子像鳥頭的形狀。從遠處望去，高高聳起的小山丘，確實像一座大型陵墓的封土。

鳳凰嘴下，立著十余通飽經風雨的古碑，上面的文字大多已斑駁。其中有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陰刻楷書，寫著五個大字：漢文帝霸陵。

“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門東四十里白鹿原北鳳凰嘴下。”元代駱天驤在編纂的《類編長安志》中的記述，是考古學者能查到關于霸陵具體位置最早的記錄。但為了推翻這個說法找到真正的霸陵，考古工作者們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

“從2011年開始，我們花了大半年時間去否定‘鳳凰嘴是霸陵’的說法。”那一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合作成立漢陵考古隊，對白鹿原上疑似霸陵區域、薄太后南陵做了更大范圍的考古調查和勘探。

當時馬永嬴是副隊長，主要負責霸陵陵區勘探工作。他本是考古的“門外漢”，從法律專業畢業后被分到考古單位，一開始做行政工作，后來轉向考古業務。1995年，馬永嬴跟著焦南峰，敲開了西漢帝陵研究的大門。

初到鳳凰嘴，那里還是一個長滿荒草的黃土坡。考古隊的洛陽鏟垂直插入地下，陸續取出土樣，從山腳鉆到山腰。半年過去了，考古隊沒有發現任何墓葬和陵園遺跡。

“一開始，我以為是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夠細致，就又鉆探了一遍。”馬永嬴把鉆孔的間距由三米縮小到兩米，幾十個鉆工探了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發現。

為了保險起見，考古隊請到了陜西地礦物化探隊的隊員，第三次鉆探用了高科技的物探技術，這本是用于尋找金屬與非金屬礦產、地下水等地下資源的技術手段。物探設備被釘入地下，雷達開始探測，仍舊沒有找到霸陵。

三探鳳凰嘴，都沒有找到絲毫與霸陵相關的信息。馬永嬴向隊長焦南峰匯報了情況，考古工作者們聚到一起，梳理文獻、看圖紙、分析地貌，開始懷疑前人“霸陵在鳳凰嘴”的記載。

霸陵不在鳳凰嘴，又在哪里？

漢陵考古隊把目光投向了竇皇后陵。依據西漢帝陵的形制，皇帝和皇后死后會葬于同一塋域，各起一座陵墓，又稱“同塋異穴”。按照這種葬制，漢文帝霸陵應該在竇皇后陵附近。在白鹿原上有兩座覆斗形封土，是竇皇后陵和薄太后南陵。

而霸陵并無封土。公元前157年，崇尚節儉的漢文帝在駕崩前留下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他希望，自己入葬的陵墓不要破壞原始地貌，不要人為起封土。

正當漢陵考古隊發愁時，西安市考古研究院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2006年，他們曾在竇皇后陵800米外，也就是黑陶俑被盜地點附近，發現了沒有封土的特大型墓葬——江村大墓。

由此，竇皇后陵與鳳凰嘴、江村大墓的關系進入考古工作者的學術視野，開啟了對文帝霸陵具體位置的討論。

2017年，漢陵考古隊開始對江村大墓外藏坑進行勘探發掘。洛陽鏟不斷沖擊著黃土，隨著鉆探的深入，一個規模很大、頂級配置的墓葬出現了。墓葬形制是“亞”字形，墓室邊長約73米，四周有110多座外藏坑。

“在漢代，這是最高級別的墓葬形制，只有皇帝或皇后能使用。”馬永嬴覺得江村大墓可能是霸陵，但考古是一門科學，需要翔實的證據，他們手中的洛陽鏟并沒有停下……

鉆探外園墻

橘黃色的朝陽剛冒出地面，探工汪照宏就來到了考古工地，他頭戴黑絨帽，戴上橙色的塑料手套，便拿起用于鉆探的探鏟。淡黃色的探鏟需要組裝，一節桿子長一米，重四五斤，他最多能提起八米的桿子。半圓形的鏟子垂直插入地面，一轉一提，桿子在汪照宏手中來回穿梭，圓柱形的土樣陸續被取出。

10分鐘后，汪照宏已經接了4米的桿子，深度越來越大，腰也越來越彎。即使吹著隆冬的寒風，他頭上還是冒出了汗珠。突然間，他覺得手感不對，提上土樣一看，黃土中摻著一層暗藍色的土。

“這是陶器，在3.5米深的位置。”汪照宏拿起土塊，掰碎，辨認出是陶器后，又拿卷尺量了一下深度，才給隊長馬永嬴打電話匯報。

早在1984年，汪照宏就加入了陜西省考古鉆探公司，學習各種鉆探技術。勘探漢陵，對汪照宏來說是輕車熟路。他曾在漢陽陵工作了十幾年，去的第一天，就探出了墓道，“那個孔打了19米，他們之前都沒找到那條墓道。”

后來，汪照宏又去了江西、酒泉、無錫和沈陽等地的考古工地。他說自己像游擊隊，哪里有活，就往哪里跑。2018年，馬永嬴把老搭檔汪照宏叫回了漢陵考古隊，當時霸陵的勘探遇到了難題，圍住霸陵和竇皇后陵的外園墻一直未能完整探出。

機遇出現在一個雨天。其他隊員都在休息時，馬永嬴拉著汪照宏出門溜達。他們走在鉆探過的泥濘小路上，突然發現路邊的斷崖有點不一樣，雨水沖刷后，看到了夯土墻的痕跡。馬永嬴說：“我們當時很激動，這也是發現外園墻的證據。”

識土辨土，是考古人的必備技能。不同的土，質地、顏色和結構都不一樣，考古人用肉眼就能看出。馬永嬴舉了個例子，“溫暖濕潤時期的植被豐茂，相應形成的土層顏色較深；寒冷干旱時期植被稀疏，形成的土層顏色較淺。而古代的墻是通過夯打土塊形成的，夯土上面會有夯窩，就像石頭餅一樣。”

如何在一片平地之下找到兩千多年前的夯墻？

考古人善于尋找遺存的蛛絲馬跡。有一次，曹龍在下雪后航拍，茫茫白雪中，有一處地方融得很快，土地裸露了出來，這意味著下面可能存在墓道。還有一次，他們看到一片綠色的麥田中，有一圈金黃的麥浪，“下面可能有城墻，麥子扎根扎不下去，熟得早。”

“我打鏟（鉆孔）就憑手感，拿鏟子打到啥土，就有啥感覺。”洛陽鏟在手中握了三四十年，汪照宏練就了一番絕活。他不用看土塊，光憑手感就能辨別地下有何物——有水分的夯土像橡皮泥，陶器或瓦片的聲音比較脆，有盜洞的土手感比較松等等。

但要探出被破壞嚴重的外園墻，對汪照宏來說，也很難。他翻開了田野考古日志，上面記錄他曾鉆過的孔，密密麻麻。他已經不記得到底鉆過多少個孔，錯了，再鉆，找不到，再鉆。有時候，好不容易發現兩三米的夯土痕跡，又斷了，七拐八拐，斷斷續續。

考古工作者們參照之前漢陵的外園墻范圍，不斷嘗試。汪照宏和兩個鉆工不停地用洛陽鏟刺探地下，一個多月后，他們終于慢慢探出了一段墻基遺存。他再次發揮識土的功力，“土質比較純凈，結構致密、較為堅硬，這就是夯土的特征。”

“發現夯墻的時候很高興，這是關鍵性證據！”馬永嬴雙手比畫著夯墻的寬度，難掩激動。這段夯墻把江村大墓與竇皇后陵圍在了一個長約1200米、寬約863米的陵園內，而這正是西漢的皇帝和皇后合葬使用的“同塋異穴”葬制，同一個大陵園體現的就是“同塋”。

這一關鍵性證據出現在2019年，經過反反復復的鉆探和驗證，直到2020年才確定下來。馬永嬴感慨：“霸陵的位置不是一天就能確定下來的。”

挖掘“動物園”

刷子輕掃黃土，青灰色的陶棺露了出來。張婉婉戴著手套，小心翼翼地挪開棺蓋，一只鳥的小腦袋出現了，像雞蛋大小，鳥骨側躺在陶棺里。那一刻，她忘記了長時間彎腰的酸痛，覺得“驚喜又可愛”。

這個90后女生留著泡面卷發，畢業后入職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兩個月前，張婉婉來到漢陵考古隊，參與霸陵遺址的考古工作。

驚喜常常出現在張婉婉的手鏟之下。有一次，一顆芝麻殼大小的褐色種子藏在土塊中，被眼尖的她發現了。“別看它們小，這些都是我們還原古代人們生活歷史的證據之一。”欣喜之后，更多是惶恐，她擔心自己是不是遺漏了其他種子，有沒有破壞現場。

這些發現來自于薄太后南陵，那里埋葬著漢文帝的母親。

除了發現的鳥骨，在其他外藏坑里還發現了金絲猴、丹頂鶴、陸龜等十幾種動物骨骸，之前還發掘過大熊貓頭骨和犀牛的骨骸。南陵西側的外藏坑還出土了有動物形象的金銀器，包括熊、狼、豹子等，具有典型草原文化風格。

“這些動物骨骸分布很有規律，就好像進了動物園，西邊是獸區，東邊是鳥區。”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動物考古專家胡松梅研究員介紹，陪葬的珍禽異獸也顯示了墓主人高貴的身份，還反映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觀念。

漢陵考古隊，也像是一個“動物園”。

考古隊有著自己獨到的“土法笑料”。如果仔細揣摩考古隊員的名字，馬永嬴、曹龍、朱晨露、朱連華、楊彥文等人的名字都與動物有關。曹龍笑著解釋：“馬啊羊啊豬啊，都圍著槽吃飯。現在張婉婉來了，終于有了‘碗’，可以實行分餐制了。”

還有一個巧合。焦南峰是首任漢陵考古隊隊長，馬永嬴是第二任隊長，曹龍是副隊長，朱晨露是隊里的青年骨干。而他們都是陜西人，年齡剛好都相差11歲。

“這其實也象征著我們考古隊的傳承。”朱晨露來到漢陵考古隊4年，這里更像是他的另一個家。從起初的住工地板房，到住村民的房子，再到三個月前搬入的考古基地。不變的是，二十多位隊員像家人般的相處。

每天早上7點多，開門的師傅會用陜西話喊一句“開門了”，考古基地大門隨之打開。隊員們吃過早餐，8點準時到工地上干活，中午再回來吃碗面。下午6點，收工的隊員們會在院子里打會兒乒乓球，然后聚在食堂，邊吃晚飯邊看考古類電視節目。

晚飯過后，是考古人難得的休閑時光。他們會三五成群地外出散步，繞著江村大墓和南陵走一圈，消消食。再晚一些，馬永嬴會在會議室里給大家放電影，從好萊塢大片放到國產喜劇。朱晨露偶爾會在院子里吹笛子，靜謐的白鹿原上，飄蕩著悠揚的笛聲。

未解之謎

從黑陶俑被盜到正式確定霸陵，二十年，倏忽而過。

關于霸陵的考古工作，其實早已開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王學理、吳鎮烽等對江村東的小型從葬坑、薄太后南陵西北的小型從葬坑進行了搶救發掘；八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的劉慶柱和李毓芳，對西漢十一陵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及測量工作，為后續西漢帝陵考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2001年，不法分子在江村附近盜掘出黑陶俑。當時，焦南峰等人正在做咸陽原上的西漢帝陵的考古工作，隨后轉向霸陵。2006年，勘探發現江村大墓及其周邊外藏坑、石圍界等。由此，竇皇后陵與鳳凰嘴、江村大墓的關系進入考古工作者的學術視野，開啟了對文帝霸陵具體位置的討論。

大量關注和熱度，來了又去。

待媒體散去，馬永嬴又帶著考古隊繼續發掘、整理考古資料、協助地方政府編制保護規劃。他的辦公室墻上掛著一幅字畫，那是他大半輩子的寫照：“渭水橋邊春已渡，白鹿原上雨初晴。”

再過四年，馬永嬴就要退休了。二十多年來，心中關于霸陵困惑終于解開，他喃喃自語：“以后不會再弄錯了。”

更多人關心的是霸陵未來。漢文帝主墓會不會繼續發掘？考古隊員們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考古不是尋寶，不能見一個挖一個，選擇挖掘的都是研究所需。”焦南峰解釋，我國的文物政策關于古代帝王陵墓原則上不允許進行發掘。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來說，目前很多技術還不夠完善，有些文物出土后，極容易被破壞。而對陵墓本身的破壞，是無法復原的。

“我們把這筆財富留給后人，等到技術成熟、他們的研究需要時，再繼續發掘。”馬永嬴說。

保護的力量確實在增強。在公布霸陵的第二天，灞橋區公安部門就與考古隊召開了聯席會議，將設置警務室、安裝攝像頭、加強夜間巡邏等，加強田野文物的安保。村里的文物安全巡邏員，也增加了巡邏的頻率和人數。

焦南峰又回到了書堆中，白天，他看書、查閱資料、復印有用的文獻；等到晚上10點，大家睡去，他才開始梳理和寫作，直到凌晨兩三點。關于霸陵，他想知道的更多，霸陵的門闕和寢殿尚未確定、陵邑在哪里、陪葬墓的數量和規模如何……

這位67歲的考古學家，研究秦漢陵墓40年，白發早已爬上雙鬢，但他仍快樂得像個孩子。“考古是一份經常有成就感的工作。我們把西漢十一座帝陵都探了一遍，其中有9座是新發現的，這就是9次驚喜。”

白鹿原的夜，很寧靜，只有遠處的狗叫聲。考古基地的大門正對著薄太后南陵，月光下，封土的影子依稀可見。焦南峰書房的燈一直亮著，月亮悄悄爬到上空，照亮了院子里的石碑，上面刻著著名考古學家劉慶柱題寫的四個大字：“叩坤補史”。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實習生 李欣然 孫卿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