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蔡之兵：終結“歷史的終結”，什么是中國模式？

中新社北京1月16日電 題：終結“歷史的終結”，什么是中國模式？

作者 蔡之兵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

1989年夏天，美國學者福山發表《歷史的終結》一文，宣稱人類歷史的前進與意識形態之間的斗爭正走向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將成為人類政府的終極形式，后續的柏林墻倒塌與蘇聯解體事件也讓無數人將這一論斷奉為圭臬。然而，中國隨后幾十年的輝煌發展成就顯然已經終結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論斷，并在百年未有之變局背景下，重新引起全世界關于中西方發展模式比較的研究熱潮。

發展模式并不存在高低優劣之分

必須始終清醒意識到，比較中西發展模式或者比較其他任何國家之間的發展模式，其目的都在于實現不同發展模式相互之間的取長補短，而非在不同國家發展模式上做高低優劣之分。從直觀的邏輯看，每個國家的發展模式都內生于各個國家的地理、歷史、氣候、環境等屬性，這就意味著任何現實存在的國家發展模式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因此，要堅決破除這個世界上只存在一種“最優國家發展模式”的謬論，更不能輕易地依據某一模式而對其他國家發展模式來“評頭論足”。

實際上，由于任何不同類型的發展模式都有自身問題，合理的發展模式能夠在發展過程中解決這些難題從而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民族屹立不倒的終極目標，而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則會因為無法破解這些難題而逐漸陷入衰退甚至消亡。因此，如果想要評價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就必須立足于這套發展模式能否不斷破解這個國家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不同問題這一角度。

2019年11月，在德國柏林展出的反映柏林墻這段歷史的微縮模型。中新社記者 彭大偉 攝

中西發展模式的本質分別是什么？

表面看，中西發展模式的比較可以簡單歸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不同。

西方經濟學的奠基人物之一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勾勒出一幅“政府與市場各司其職的二元結構形象”。然而，這種看似界限清晰的二元結構只是一種假象，塑造這種二元結構背后的絕對控制者即資本被完全隱匿于市場這一宏大的經濟學概念之中。換言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看似是政府與市場的二元結構，實際上是資本絕對主導的一元結構，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受到資本的絕對控制。

市場自不必說，資本逐利的天性決定了它能不斷地創造和擴大市場規模，但相對隱蔽的是資本為了能夠實現不斷擴大利潤規模的目標，同樣會深度參與、深度影響甚至直接控制政府決策，這也是西方政黨只會代表不同資本集團利益訴求以及導致金錢政治現象出現的根本原因。

因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實際上就是資本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所構建的制度，資本在其中擁有絕對的統治權。然而，無論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還是皮凱蒂的《21世紀的資本論》都已經揭示由于資本要素的逐利性以及資本要素的不受約束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環節都會出現無法解決的內生難題，比如社會化大生產程度提高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程度提高的矛盾、消費增長與供給增長失衡的矛盾、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收入份額不斷拉大的矛盾等。因此，雖然資本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能夠統治甚至改造一切，但內嵌于這種制度本身的先天矛盾最終也會讓資本毀了一切。

進一步分析，之所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還能夠繼續運行，一方面是由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還能夠憑借過去幾百年發展所積累形成的產業技術先發優勢而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繼續攫取其他后發國家的剩余價值。另一方面在于這些國家內部的不同資本集團之間也會形成一定的相互制衡。但長期來看，由于資本之間在獲得經濟利潤這一目標上是高度統一的，這也就決定了一旦這些資本無法獲得足夠多的經濟利潤或者突然出現某種非經濟領域的沖擊，資本之間的制衡作用就會顯著下降從而影響國家的穩定與安全發展。前者表現為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以及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開始在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大規模出現的包括國家債務與信用危機、社會群體撕裂、政黨惡性競爭等各種亂象，而后者則表現為不少發達國家在應對新冠疫情過程中的低效無力。

2008年7月，數百名儲戶在美國加州帕薩迪納市的“因迪美聯邦銀行”門口排隊等待提取現金。中新社記者 張煒 攝

相比之下，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也擁有“政府與市場的二分結構”。但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存在，資本要素并不具有其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對市場和政府的影響力，更無控制或改造政府的能力。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單一的人民立場和人民利益導向。

也正是因為這種特質，中國共產黨能夠引導和約束政府與市場同時發揮更正確和更有效的作用，這就意味著政府與市場的這兩大主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實際上是“合二為一”的。

在發揮政府作用方面，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指引下，政府能夠以更低成本、更快效率來創造更大規模的市場。如自上個世紀80年代修通第一條高速以來，中國僅用三十多年時間就修出了比美國80多年所修的高速公路里程還要長的高速公路，極大促進了中國區域經濟的高度聯通與一體化發展。此外，在其他包括鐵路、機場、國家電網、光纖網絡、5G基站建設等，中國政府也發揮了巨大的“搭臺”作用，為企業的快速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有效地促進了經濟騰飛與快速追趕。

2020年2月，中國電信施工人員正在上海松江區一處制高點進行5G基站的安裝，該基站開通后將實現松江老城廂附近的5G信號覆蓋。中新社記者 張亨偉 攝

在引導市場正確發揮作用上，由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政府不僅能夠主動遏制資本的無序擴張和惡意壟斷等行為從而消除由市場經濟的盲目性、滯后性以及自發性所引致的一系列可能爆發的經濟危機。比如前幾年對互聯網金融過度擴張的遏制，近期對少量互聯網頭部企業“二選一”惡意競爭行為、危害國家信息數據安全的行為都進行了有效監管，并明確提出要發揮資本作為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而控制其消極作用。與此同時，還通過黨的自我監督來約束政府按照“人民立場”和“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來運行，從而有效抵御資本對政府的侵蝕，避免政府成為資本的附庸。

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絕對核心地位與人民利益直接關聯，中國民眾對黨和政府的信賴程度絕非其他國家可比，這不僅使得中國發展模式在發展經濟上具有巨大優勢，在應對非經濟領域的沖擊時往往也會表現突出。比如應對此輪新冠疫情，中國的優異表現已經毫無疑問地證明中國發展模式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上的巨大優勢。

中西發展模式的各自演進關鍵

歷史已經證明，文明和國家之間的開放和互鑒是文明和國家繁榮昌盛的前提。近代獨領風騷的西方文明離不開東方文明的滋潤和推動，近幾十年高歌猛進的中國發展模式也與充分吸收引進西方發展模式的有益經驗密切相關。

關鍵還在于，中國能夠始終清醒意識到自身發展模式的不足，在包括如何確保黨的理論創新能夠始終跟上現實問題的變化、如何創造更多的引領性產業和技術、如何避免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作用、如何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等難題上，中國共產黨既強調通過內部的全面深化改革與政黨的自我革命來予以破解，也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繼續同全世界其他國家一起探索發展路徑，實現共贏發展目標。

相比之下，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卻恐懼正常的國家競爭而執意選擇“以鄰為壑”的發展戰略、無視自身問題的內部原因而執意歸咎于外部因素、喪失解決內部長期矛盾的勇氣和智慧而陷入拉鋸式的鬧劇。(完)

受訪者簡介：

蔡之兵：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區域經濟學博士，研究方向為國家和區域可持續發展，曾在中央黨校省部班、廳局班、進修學院班開設京津協同發展、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長三角一體化、粵港澳大灣區等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