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也是個孤獨的人”

中國新聞周刊：童年對你這一生以及你的寫作影響很大，你說過很多次，小的時候非常孤獨，喜歡寫日記，現在你還孤獨嗎？

麥家：孤獨。我覺得孤獨對我來說，好像是我內心的一個記號一樣，現在我也是個孤獨的人。別看我好像經常在人堆里面，包括此時，我想你跟我在一起你不會放松，為什么你不放松？是因為我不放松。

我害怕見生人，我覺得這種性格肯定是跟我的童年有關系，就一直處于那種比較緊張、拘謹的狀態，算是童年的一種后遺癥，我為什么寫日記，也是因為孤獨。人在年少的時候是特別渴望溝通的，孩子們都是這樣，不僅僅是我，也不僅僅是我們那一代人，今天的孩子依然有強烈的表達欲。當這些欲望被阻斷，沒人跟我交流，也沒有表達的地方，我肯定會自己去找，就像一棵樹一樣的，沒有地方生長，它從石頭縫里也要鉆出來。我覺得日記就是一種從石頭縫里鉆出來的交流渠道，自我交流。

中國新聞周刊：童年那一段經歷很痛苦，但是不是也在某種程度上造就了你？

麥家：就是因為童年的原因，我對人生沒有享受的感覺，我一直在忍受。甚至跟外界的關系通道建立不起來，人始終是一種困守狀態，為自己所困，也是為外人所困，這種情況下的人并不愛自己，不會愛自己談何去愛別人呢，是不是？

但對一個作家來說，這些受困的感覺是好事，因為你是一只困獸，你內心的感受和別人是不一樣的，甚至是病態的，越病態的東西越藝術。就是看這個世界，看他人，看世界萬象，有不同的視角。視角不同，形態不一樣，表達出來這才是藝術。因為家庭因為童年的原因，確實我是不幸的，但這種不幸其實也是有幸，讓我成為一個作家，我特別容易親近文字，12歲就開始寫日記，一寫就寫了一輩子，我最后不得不像戒煙一樣戒掉它。

中國新聞周刊：寫日記又不是不良嗜好，為什么要戒？

麥家：因為日記在我生命當中是一個很特殊的符號，一方面它幫助了我，幫助我解決年少的孤獨，但同時，寫日記本身又暗示我那個病態的自己，因為那是我在病態的時候找到的一種病態的方式拯救自己。所以從我內心來說，我從來不認為我寫日記是一件健康的事情，雖然它幫助我健康，但它本身并不健康，所以我一直想把它戒掉。直到1997年，我第一個孩子出生，我都已經三十好幾了，看著新生命我才戒掉了寫日記的習慣。當然現在也會寫一點日記，但感受是不一樣的。我覺得，一個人有時候是有宿命的，童年的心酸、孤獨，給我留下了很多后遺癥，但它確實幫助了我成為一個作家。

中國新聞周刊：你這么不快樂，那這些年生活中什么事能讓你快樂？

麥家：總的來說沒有事讓我快樂，快樂在我身上、在我心里很容易被打擊，轉瞬即逝。我所謂的樂點特別高，但是那種煩惱苦惱的點特別低，似乎苦惱是一直存在著的。你別看我在外面還是文質彬彬的樣子，其實內心一直在自己忍受，只不過盡量不表達，不表現。

“寫作說到底是在自我表達”

中國新聞周刊：你動筆寫第一部長篇小說《解密》是在1991年，那時候整個80年代的文學熱潮已經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市場大潮，這個時候你開始寫這個小說，而且堅持了11年，這11年當中肯定有堅持不下去的時候，為什么還要繼續？

麥家：按照正常的寫作，一個人在這種喧囂時代面前不可能堅持11年去寫一個東西。我一直堅持，一方面，我在現實面前沒有那么多選擇，寫作是童年帶給我的一種身體記憶，別無選擇，它就是我打發閑暇、安放自己的一種方式，它已經長在我身體里。另外，我寫作可能真的沒有那么大的名利心，它就是一種生理需要。如果是帶著名利心寫作，我想一個人不可能經受這么長時間的打擊，一轉眼整個青春都沒有了。我的寫作就像有些人喜歡打牌，有些人喜歡鍛煉身體一樣的，是我的一種生活需要。

還有一個原因，一個人一旦要走向創作，需要的不是一點點動力，需要有巨大的動力才能推動持續的寫作。除了本身有這種欲望，我覺得還要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要對這個世間的某一種人有切膚之痛或者是深切的愛。單單對一個人都不行，這種不會持續，只有對某一個整體有強烈的愛或者恨的時候，人才會去進行創作。比方說，為什么民國的時候有那么多作家爆發出了旺盛的創作力？因為他們對當時的中國、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國有深切的愛也有痛徹心扉的恨，所以有強烈的表達欲。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畢業后分配到一個情報機構，遇到一群人，這一群人我至今都還是深深地崇敬他們，我愛他們，也對他們感到同情。由于我遇到了這群人，我突然覺得自己有一種強烈的愿望，我想讓別人知道他們身上那種高潔的品質以及他們卑微的、凄涼的現實。這是我真正走向創作、持續進行創作的非常具體的原因。

中國新聞周刊：你筆下的那些英雄結局都不太好，你為什么不給他們一個美滿一點的結局？還是跟你自己的經歷有關嗎？

麥家：跟我的人生觀有關系。一個人的結局，不管是生活當中的人，還是我們紙上塑造的人，終歸是兩個結局，要么喜要么悲。我說了我的樂點特別高，我不能接受一個人最后用一種很歡喜的方式來結局，我覺得這不真實，這也不是屬于我情感認同的一種結局。

其實我覺得沒有絕對的悲和喜，我寫作時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絕對地去看人、看世界，越辯證越真實，也越接近真理，我希望我的讀者也是如此。

中國新聞周刊：一些人認為讓人高興的作品比較淺，悲劇或者說黑暗一點的作品更深刻，你也是這種觀點嗎？

麥家：我不接受這個觀點，但對于一個具體的作家來說，我覺得要找符合自己人生觀的調子，你讓我去寫喜劇或者說特別勵志的，我可能寫不出來，對我來說就是勉為其難了。但換一個人，讓他去寫悲劇，他可能也寫不好。我覺得一個人就是寫符合自己人生觀或者世界觀的作品，寫作說到底是在自我表達，把自己的內在世界，對人生、對自己的真實認知表達出來就可以。

“寫作是我的另外一個老婆”

中國新聞周刊：有些讀者覺得你筆下的人物還有故事有雷同感，比如容金珍、黃依依、李寧玉……他們的天賦、遭遇都有相似的地方。

麥家：我要表達這樣一個世界的時候，體量也很重要，不能只寫一個人物，要完成一個世界，需要群像。就像一個高原，它肯定是有各種各樣的山峰，才能組成一個高地。比如《暗算》，基本算是《解密》的姊妹篇，《風聲》也在這個體系里面，這些人物無論是從事的職業，還是他們的世界觀，都有相似之處。這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難免的，甚至是我在追求的，我需要復制這樣的人物，然后形成一定的體量和規模之后引人重視。

但是作家也不是圣人，有一天當這種復制變得越來越簡單的時候，作家一定要警覺。也正是因為這樣，我后來要告別自己，整整3年沒有寫，然后又花了5年去寫《人生海海》。

中國新聞周刊：你自己對《刀尖》和《風語》也不太滿意是嗎？

麥家：是的。其實我覺得一個作家不可能每一部作品都是好的，好作品有時候是需要爛作品堆出來。一個人不可能始終在波峰，他肯定有波峰、波谷，我覺得《刀尖》和《風語》就是我波谷的作品，但是沒有這幾個作品可能就沒有下一個波峰。

一方面我有點遺憾，另外一方面我也能接受。我一直覺得寫作對我來說是一輩子的事情，我不想過早地停止寫作，從功利的角度上我完全可以不再寫作，因為我現在的作品不停地在被改編。雖然我不滿意《刀尖》，但在市場上版權也一直在賣，電視劇已經拍過三版了。

我就算不寫，我以前的作品依然以各種方式在活著，還在繼續給我賺名利。但是我需要寫作，寫作讓我安靜、讓我忘掉外面世界的那種感受，我甚至一天都不能缺那種感受。

每天就像一種儀式一樣，有時候我坐在那幾個小時，其實寫不出多少話來，但我需要這個時間，需要這種方式和自己相處，所以我希望自己不要被名利牽著，丟掉自己。我要留在寫字桌上，留在電腦前，因為那可能是我生命本身最需要的。聽起來好像有點假，但這是事實，寫作對我來說是一種過日子的需要，它是我一種生活方式。

中國新聞周刊：其實你今天的這一切，某種程度都是童年的經歷造就的，如果讓你拿現在的所有成績和名利去換一個簡單快樂的童年，你愿意換嗎？

麥家：我愿意。人活著最終目的是為了快樂，讓自己很輕松地過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壓抑的沉悶的。如果名利能帶來快樂，那么這個名利是有價值的，如果是剝奪了快樂換來這個名利，能有什么意思？

我對快樂的人生特別渴求，因為我基本上處于一種對快樂饑餓的狀態。所以我可以很果斷地告訴你，我要個快樂的童年，不要現在所謂的名和利，因為這些東西它并沒有讓我治愈好童年的創傷。我現在的很多寫作，我想我永遠都不會發表，因為它們記錄的還是內心的那些傷痕，并不是直面名利的選擇。

就像我剛才說的，寫作對我來說就是過日子，也可以說寫作是我的另外一個老婆。我想我這輩子只要我的腦袋還能用，我肯定會一直寫作。不一定是寫要出版的作品，但是肯定在寫，也許是寫日記，也許是記一點筆記，因為它是我的生活的拐杖，我離不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