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民族器樂劇：讓音樂好“看”讓戲劇好“聽”

從首部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到以竹笛演變歷程展現中華文明進程的交響民族器樂劇《笛韻天籟》，再到用琵琶、笛子演繹李香君與侯方域故事的音樂劇場版《桃花扇》……近年來，各地音樂院團相繼推出器樂劇作品，將演奏融于戲劇，以新穎的器樂敘事方式講述中國故事，開拓出民樂發展的新境界。

演奏者兼有演繹音樂與表演戲劇的雙重角色

作為一種新興的民樂表演形式，人們對民族器樂劇的稱呼不盡相同，但無論是“民族器樂劇”，還是“國樂劇場”“跨界融合舞臺劇”“多媒體民樂劇”等，皆指以民族器樂作為表演主體來講述完整戲劇故事的劇種。舞臺演奏者兼有演繹音樂與表演戲劇的雙重角色，在進行樂器演奏的同時，還要通過形體動作、念白吟誦等完成人物形象塑造。

中國民族器樂是中國傳統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文化氣韻。其舞臺演奏形式經歷了從純音樂演奏，到加入實景的主題音樂會，再到與戲劇融合的樂劇作品的發展過程。

2001年，演奏組合“女子十二樂坊”出現，“新民樂”進入大眾視野。它突破演奏家在固定舞臺位置演繹作品的定式，將中國民族器樂組合與現代流行音樂表演形式相結合，對民樂的跨界融合作出了嘗試。2013年，中央民族樂團推出民族樂劇《印象國樂》，以演奏復刻改良后的敦煌壁畫古樂器展現國樂魅力。作品雖沒有完整的劇情人物故事，但演奏家在具有關聯性的劇情中演奏樂器、傳遞情感，表演一氣呵成。劇中，文學語言與音樂語言相互交織，多媒體光影技術與自然景觀巧妙融合，豐富多樣的藝術語言進一步促成樂器與“劇”的深度融合。

在此基礎上，民族樂劇在表演上逐漸向塑造具體的人物過渡。2017年，講述玄奘西行取經故事的民族器樂劇《玄奘西行》在北京首演，真正開啟民樂的“劇”時代。如果說，《印象國樂》只是對傳統器樂曲目中經典故事的引申與發揮，構成的是“弱敘事”，那么《玄奘西行》則構成了“強敘事”。《玄奘西行》中有劇情、對話、人物安排以及連貫的情節發展，真正實現了以器樂演奏來表現戲劇角色。在這之后，全國各地又上演了多部器樂劇，如《笛韻天籟》《桃花扇》《九歌》等。在這些民樂的跨界探索中，樂器所承擔的舞臺戲劇表演功能越發突出，抽象的器樂語言讓人物和劇情得到詩意化表達，起到渲染劇情、營造特定舞臺情境、增強戲劇藝術表現力的作用。民族器樂劇不僅提升了民樂的敘事維度，也更充分地彰顯出民樂演奏技藝在藝術與文化表現力上的獨特個性。

用東方樂器創新展現中國故事意蘊

簡單的演奏技術堆砌難以成“劇”，一部優秀的民族器樂劇不僅應彰顯樂器本身的魅力，還應以豐富的演奏技法匹配劇情的邏輯結構和風格特點。

民族樂器的旋律、節奏和音色是中華民族審美情趣和情感表達的體現，以民族器樂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天然的優勢。在《玄奘西行》中，出現了包括笛、簫、胡琴、琵琶、嗩吶、阮、箜篌、艾捷克、熱瓦普、冬不拉、庫布孜、薩塔爾、手鼓等70余件樂器，生動展現出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音樂在歷史的陶冶、沉淀中形成的兼收并蓄、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化特質。劇中，將胡琴與胡人石磐陀形象結合，讓高昌王與維吾爾族樂器互為標簽，使琵琶與祭天女神相匹配。這種處理不僅使觀眾在聽覺上迅速識別角色，還通過樂器的音色、旋律和節奏變化，為角色賦予更豐富的情感和故事內涵。

民族器樂劇也對民樂演奏者提出了更高的專業能力要求。演奏家不僅要演奏樂器，還要以新的視野與思維方式為器樂表演與作品闡釋提供更多的可能。在民樂人的努力下，民族器樂劇不斷拓展表現領域。如現實題材大型情景器樂劇《揚帆大灣夢》就講述了廣州改革開放四十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故事。該劇選用笛簫類吹管樂器塑造男主角李嘉豪的形象。笛簫不僅是廣東音樂的代表樂器之一，而且種類多樣，音色豐富靈活，能夠表達不同的敘事情境。作品樂器設計從梆笛到曲笛再到低音大笛，以不同音色變換表現人物從青年到老年的歷程轉變。比如，在第三幕和第七幕都出現了主題旋律，但前者以音色明亮的梆笛展現人物年輕時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后者則以低音大笛的演奏，表達老人失去妻子后沉重與悲痛的心境。當然，講好中國故事，不僅取決于樂器的選擇，音樂語匯也要為故事劇情與人物情境表現提供有力支撐。為表現人物的本土文化背景，該劇在第六幕《歸來》中以廣東音樂《狂歡》為創作素材，貼近當地觀眾審美體驗，使他們在觀看中更有親切感與認同感。

近年來，民族器樂劇廣泛融合多媒體舞臺技術，強化了作品中的東方審美意蘊。如在器樂劇《笛韻天籟》中，舞臺以“天圓地方”的東方古老哲思構建框架結構，利用“留白”式投影手法，表達傳統美學中“太虛”“空靈”的浪漫意境，展現中國傳統文化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追求。當“樂神”出現，舞臺通過全息影像方式表現“以竹為韻”的唯美畫面，形成舞美設計與人物角色的敘事互動，給予觀眾視覺與聽覺的雙重享受。

為傳承、弘揚民族器樂文化開辟新路徑

民族器樂劇既拓寬了民樂表現空間，也為傳承、弘揚民族器樂文化開辟了新的路徑。

在創作實踐中，為適應觀眾審美需求，豐富音樂表達，拓新者對樂器進行了改革。一方面，不斷探索樂器音色，創新樂器組合、演奏技法。如器樂劇《翡翠》以鋼絲箏的清亮音色表現翠鳥歡歌，演奏者進行探索創新，通過弓子擦弦與左右手掌交替拍弦的演奏技巧模擬出飛鳥鳴叫與振翅的聲音效果。另一方面，結合地域特色研發新樂器，尋找新音色。如器樂劇《瓷韻東方》以瓷樂為表現主體，用完整的瓷樂樂隊編制講述利瑪竇在江西的旅居生活故事。瓷文化是江西文化的標志名片，以瓷樂來演繹器樂劇，既是對音色的創新，也凸顯了鮮明的地方特色。

融樂于劇，不僅讓觀眾“看”懂民樂，也為民樂贏得了更多青年觀眾。器樂劇用一把二胡或一只笛表現舞臺人物，“劇情”成為一種欣賞“導覽”，讓人們更容易理解民樂藝術表達。有觀眾在看完《玄奘西行》后表示“這是一堂絕佳的音樂課”。民族器樂劇使民樂與現代化的舞臺藝術手段相融合，新穎的演出形式為民樂拓展了觀眾群體，特別是受到了更多青年觀眾的喜愛與認可。如有青年觀眾在觀看過揚琴器樂劇《青春有愛》后感到：“原來揚琴演奏這么好聽，表現力居然這么強?！边@部劇以青春校園為背景，從劇本到服裝，再到音樂編輯，都由浙江音樂學院的學生獨立完成，在引領青年人欣賞傳統音樂文化的同時，也推動了民族器樂的傳承與發展。

以器樂劇講述中國故事，在擴大民族器樂表現力的同時也推動了中華文化的世界傳播，其獨特的文化標識、新穎的表演形式引發海外觀眾的關注與喜愛。如器樂劇《玄奘西行》已走出國門，先后在英國威爾士劇院、美國肯尼迪表演中心等進行演出，不僅獲得一致好評，還展示出不俗的票房號召力。

（作者：姚帥，系首都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