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篳路藍縷勾勒文明脈絡——紀念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

發布時間：2021-10-19 09:23:31 | 來源：新華網 | 作者：王丁、桂娟、雙瑞、袁月明 | 責任編輯：秦金月

位于河南省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文化博物館（2020年7月15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李安攝

新華社鄭州10月17日電　題：百年篳路藍縷勾勒文明脈絡——紀念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

新華社記者王丁、桂娟、雙瑞、袁月明

10月17日，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現代考古學誕生100周年紀念大會在河南省三門峽市召開。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大會致賀信，令考古工作者心潮澎湃。

100年前，也是在這樣的深秋，位于三門峽市澠池縣的仰韶村遺址迎來科學發掘的第一鏟。優美古樸、圖案絢麗的彩陶破土而出，將一段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燦爛史前文明畫卷逐漸鋪陳在世人面前，中國現代考古學也由此發軔。

經過幾代考古工作者櫛風沐雨、青燈黃卷，不同時期的重要文化遺存不斷被發現和發掘。從仰韶文化、紅山文化到良渚文化、龍山文化，從鞏義雙槐樹、偃師二里頭到安陽殷墟、廣漢三星堆……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被拉長，歷史信度不斷在增強，文明細節不斷被豐富。

科學的考古發掘，深刻改變了國人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也向世界系統、完整地揭示了源遠流長、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走過百年歷程，今天考古愈發吸引社會各界尤其是年輕人的目光，每有重大發現，即成網絡熱點，不斷激發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

溯洄：找尋失落的文明印跡

坐落在黃河南岸一塊黃土臺地上的仰韶村，三面環水，抬頭可見蔥蘢的韶山。80歲的村民王二保家的小院里，還保留著一口老窯洞。100年前，中國政府礦政顧問、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研究員、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考察時就借住在這里，王二保的父親是安特生的助手之一。

1921年10月，秋風微涼。在中國政府的許可下，安特生與袁復禮等中國學者來到仰韶村，進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發掘，共開挖17處發掘點，出土大批精美陶器、石器，還有骨器、蚌器等珍貴遺物。

在此之前，安特生已經來過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在村南沖溝的斷崖剖面上，發現了石器和彩陶片共存的地層”，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新偉說，“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平平無奇的豫西村落之下，很可能存在著一處中國遠古時代的重要文化遺存。”

半年后的發掘，使一種新的史前文化類型被發現并以“仰韶”命名。“仰韶文化”不僅是中國第一個通過考古發現認識到的史前文化，更填補了當時對中國沒有新石器時代的認知空白。學界普遍認為，這是中國現代考古學的發端。

一塊塊紅褐色陶片上，變幻莫測的紋飾令安特生著迷，但他錯誤地判斷，以彩陶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并非本土起源，而是從中亞地區傳入。

彼時，新文化運動風起，在提倡民主科學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沖擊下，史學界掀起以古史辨派為代表的“疑古思潮”，外國學者普遍認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也博得不少本土學者附和。

中國文化究竟從何而來？“‘中國文化西來說’深深刺痛了當時的很多中國學者，也更激發出他們通過考古資料重建古史的熱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說，“中國上古有什么樣的人文和政治景觀，中國文化的源頭到底可以追溯到什么時候，成為國人熱切期盼解決的問題。”

肩負尋根問祖、證經補史的使命，中國第一代考古人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分赴多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先后發掘了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河南安陽殷墟遺址、山東章丘城子崖遺址等重要遺存。

“百年考古，發現了從舊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一系列重要遺址，建立了考古學分期標尺，理清了發展譜系，證明從古至今中國文化的發展是一脈相承、不曾間斷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說，“以考古發現為基礎，通過整合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中國考古學界提出了有充分依據的更為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基本框架。”

如今，仰韶村遺址的第四次發掘工作正在有序進行，依托愈來愈豐富的考古材料，遠古先民的社會生活圖景被不斷還原。

求索：不斷延伸的歷史軸線

“仰韶村遺址的發現，將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史從文獻記載的夏商時期，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成為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化進程的承上啟下的重要支點。”陳星燦說。

經過百年來的不斷探索，仰韶文化的面貌逐漸清晰。作為中國分布范圍最廣的考古學文化，仰韶文化涉及10個省區，延續時間長達兩千余年。有學者認為，仰韶文化在黃河流域持續穩定發展，并強力向四方施加文化影響，為后來統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國文化圈”或者文化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修國史，寫續篇”，從李濟、梁思永到夏鼐、蘇秉琦，幾代考古人秉承初心、篳路藍縷，通過對一個個重大文化遺存的發現和發掘，中華文明的歷史軸線不斷延伸。

我們究竟從何而來？周口店遺址的“北京人”，不僅是有關遠古時期亞洲大陸人類社會的罕見歷史證據，也闡明了人類進化的進程。

黃帝時代的都邑在哪兒？鄭州雙槐樹遺址的發現，使距今約5300年的“河洛古國”掀起蓋頭，填補了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夏朝是傳說還是真實存在？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勾勒出“華夏第一王都”的輝煌氣象，華夏國家在此完成由多元向一體的轉型，“最早的中國”由此啟程。

漢字的童年是何模樣？安陽殷墟的大量刻辭甲骨，將中國有文字可考的信史提前到了3300多年前，商王朝迎來揭秘時刻。

通過考古發掘，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得到實證，中華文明的燦爛成就以及對人類文明進步作出的貢獻不斷被揭示，豐富和深化著我們對祖先和歷史的認知。

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編鐘，以宏大巍峨的“曲懸”架構、“一鐘雙音”的絕妙構造、豐富生動的錯金銘文，引發今人對先秦時代禮樂文化的遙想。

陜西秦始皇陵兵馬俑坑的發掘，讓“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的泱泱秦軍重現人間，為研究秦代歷史、軍事制度及文化藝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彰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恢弘氣象。

長沙馬王堆漢墓中，“辛追夫人”千年不腐，素紗禪衣、T形帛畫、云紋漆鈁、中醫帛書……全方位呈現2000多年前的西漢“精致生活”。

一壺、一罐、一妝奩、一帛書，只需要一個物件，就可以將史書中密密麻麻的鉛字，化為可感知的存在，述說那些宏大敘事背后的真實細節。

“發現和構建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這是中國考古人的根本任務。”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感受、闡釋和宣傳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既是中國考古人的使命，也是我們的榮幸。”

進發：風華正茂的中國考古

半空中，嗡嗡作響的無人機持續盤旋拍攝；地面上，3D激光掃描設備的機械臂上下翻飛；探方外，嶄新的考古大棚拔地而起，甚至自帶監控及預警系統；實驗室里，碳十四測年、DNA分析等技術應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當年，騎著毛驢、緊握手鏟的考古前輩們或許很難想象，中國田野考古會變得如此充滿科技感。

“雖然早在20世紀60年代，夏鼐先生就已將碳十四技術引入考古文博界，但多學科交叉研究和高科技手段應用成為常態，得益于兩個國家級工程的引領和示范。”李伯謙說。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這是我國第一個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考古課題的科研項目。五年后，吸納更多學科參與、運用更多現代科學技術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時至今日，科技考古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在高精度測年、人骨研究、材料屬性分析、同位素分析、遙感監測等方面均取得豐碩成果。

100年來，中國現代考古學懵懂起步，艱辛探索，始終砥礪前行。尤其在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利用工作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國現代考古學迎來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

工作體系愈發健全、專業隊伍不斷壯大、工作規模不斷擴大，一系列重大考古成果得以揭示。同時，曾經的冷門學科正在“熱”起來，成為“顯學”，“自帶流量”不斷引發公眾關注：良渚申遺、三星堆上新等話題頻上熱搜，“考古盲盒”等文創產品供不應求，眾多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遺址博物館成為網紅打卡地……無聲的歷史文化遺存，正以生動鮮活的方式與公眾跨時空對話。

“百年考古取得的豐碩成果，夯實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基石。”河南省文物局局長田凱表示，“細觀中華文明走過的路程，自然而然就有了文化自知、文化自豪、文化自信。”

面向世界，中國考古人不斷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從游離在國際考古學邊緣，一步步走向世界舞臺中央。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引領下，我國派出30多支考古隊赴國外開展合作考古項目，足跡達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并與多家國外科研機構、博物館等建立了長期合作關系。

“考古‘走出去’，促進了我國考古人與各國學者的交流，中國考古的國際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提升，為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做出了中國考古學者的貢獻。”王巍說。

歷史和文明，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脈之所維。正是考古，在為我們尋回那關乎歷史遺產與文明根脈的一塊塊“拼圖”。

“面向未來，中國考古人會繼續發揚‘以物論史、透物見人’的學術傳統，以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為己任，推動我國從‘考古大國’向‘考古強國’邁進。”陳星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