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載在《史記》《漢書》中的樓蘭古城，因為自然條件的變化而消失在茫茫大漠之中。上世紀初，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揭開了她神秘的面紗，同時也開啟了樓蘭研究之門。

當時的考古發掘，多由海外冒險家完成，直至1927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來到這里，中方隊員黃文弼在土垠遺址所掘得的漢代木簡，讓尋找樓蘭的印記里有了中國人的名字。1980年4月，侯燦率考古隊進入樓蘭，獲取了極為豐富的文物和文獻材料，并在7年后，用《樓蘭考古調查與發掘報告》（下簡稱《報告》）把樓蘭帶回考古研究視域。

閱讀《報告》，仿佛跟著考古工作隊走進樓蘭古城：漫步走過枯朽的胡楊林，房屋周邊布滿桃核，摻雜著植物的土層墻皮，堆積麥糜的谷倉，不規則的城墻，蜿蜒的古水道以及房屋陶罐中的木牘竹簡、官署佛塔、烽燧墓葬。

《報告》用數字為我們搭建巍峨的城墻、勁風吹過的溝坎、成片的房屋建筑，風蝕的佛塔，其間錯落的陶壺、木人、布片、銅鏡、鐵釘、戒指、骨雕，還原著樓蘭人的生活場景——他們臨水而居，種植果木，耕作商貿，建九層佛塔，畫斑斕壁畫，更把中央王朝的統治管理模式擴展到此間。412枚木簡、164份紙文書，記錄了曹魏嘉平四年到前涼建興十八年，78年間駐守樓蘭的官員士卒們日常屯墾守備、領取器物糧食的信息，還有“浣易衣裳”的問候和“心書”字樣。

器物測量、碳-14測定、文書年號……這些數字無聲描述著古老城市的變遷，讓我們在歷史的煙塵之中能觸摸樓蘭的記憶：自石器時代起，樓蘭就依傍孔雀河的下游聚集人類，兩漢形成絲路孔道，魏晉成為西域長史的駐地。

雖然斯文·赫定的《中亞與西藏》《1899-1902年中亞考察的科學成果》以及隨后斯坦因的《沙漠契丹廢址記》《西域考古圖記》等著作中都有關于樓蘭的發掘記錄，但侯燦主持的考古調查和發掘是價值和意義最大的一次，填補了空白，使中國學者在樓蘭研究上有了發言權。在層疊的歷史碎片中，更為系統科學的工作無疑能拼合出最貼近真實的樓蘭圖景。這次考察先從空中和地面探查進入樓蘭的道路，1980年3月下旬才分東西兩路進入樓蘭，除了新疆考古所之外，新疆氣象局、新疆地理研究所的加入，使得勘察、清理、圖片制作、修復清洗較之以往都更為專業。

《報告》中的每一處細節都展現了歷次發掘的過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考古現場，更是一部樓蘭考古史。《報告》校訂了斯文·赫定、斯坦因標定的樓蘭經緯度位置，用更為細致的視角逐次展現了樓蘭古城附近的河流、平原、胡楊林以及遺址中的各種植物，使城市地表的人文自然地理要素更為清晰。同時借助氣象學的資料，找到了風蝕后的城墻確址，校正了斯坦因認為城墻呈正方形的錯誤。而墻址的確定，又使得對夯土層的測定更加細化，發現古城的建造是分筑而成。《報告》對城市建設的關注延及前期發掘者未能注意的城市供水問題，補充古水道的數據，沿水道的遺跡調查對斯文·赫定的發掘失誤做了很多糾正，驗證了斯坦因的一些看法，還在已被斯文·赫定、斯坦因言之鑿鑿清理完畢的西南區官署中得到了新的文書和文物。

斯坦因在《亞洲腹地考古記》中稱，被命名為“孤臺墓地”的墓葬群“雜亂無章”和“非常令人費解的混亂”，但《報告》發現該區留存的MB1墓葬并不是那么無序。在對已發掘的MB2墓葬再次清理的過程中，又發現了大量珍貴的遺物。可以想見，如果沒有《報告》，或許我們就一直迷失在斯坦因的記錄中而錯失樓蘭的風姿。

1987年3月，侯燦完成了報告，但由于種種原因，直至2016年9月16日侯先生永遠睡去，樓蘭還靜靜地躺在密封好的牛皮口袋中。

2019年12月，新疆師范大學黃文弼中心鄭重接受了《報告》遺稿，傾注侯燦心血的手寫稿和精細的線圖、照片，經過整理和校改之后，由鳳凰出版社出版，完整展現出中國學者的“樓蘭”。（夏國強）